社论
2016年2月16日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与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基利尔在古巴的会晤，充满了历史的、地缘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多重意义。尽管两名宗教领袖以上帝子民的名义见面，以“兄弟”相称，所讨论的却更多是人世间的利益纠葛。这个历史性会晤反映了16世纪从西欧开始、主张政教分离的世俗化运动，至今仍然没能妥善地处理好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媒体在报道方济各与基利尔的会面时，都不忘指出这是1054年原始基督教宗派分裂后，这两个教派的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地点所在古巴，名义上却是由无神论的共产党政权所统治的国家，其吊诡处也透露了会晤的政治敏感性。基督教东西教派当年的分裂，除了出于对教义解读的分歧，主要矛盾还在于对教会领导权的争夺。东正教并不承认罗马教廷的领导。虽然历经近千年，这些历史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两派领导人能冰释前嫌，显然有新的原因。
东正教在东西教派分裂后另有发展，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代表的希腊正教，其正统地位逐步由以斯拉夫民族所构成的俄罗斯正教所取代。2013年乌克兰爆发有美国在背后支持的颜色革命，最终以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结束。乌克兰的东正教派因而陷入内乱，一派主张独立，一派效忠莫斯科主教，一派则倾向罗马教廷。在方济各与基利尔会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就乌克兰教会的矛盾取得妥协，因为更大的关注点，莫过于来自中东的威胁。
联合声明对中东的基督徒遭到有组织的迫害，基督教遗迹被大规模破坏表示谴责，并希望欧洲社会能信守其基督教文明传统。这两点无不与当前伊斯兰世界的内乱相关。阿拉伯之春致使多个中东国家陷入内战或无政府状态，极端恐怖主义团体伊斯兰国组织肆虐，甚至在西欧大城市发动恐怖袭击。此外，上百万逃离战火的穆斯林涌入欧洲，也对欧洲各国的社会治安乃至欧盟的团结，构成严重的挑战。
虽然在古巴的会晤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基督教将同伊斯兰爆发文明冲突，其中的政治意味却也不容忽视。基利尔对于俄罗斯政府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公开表示支持，方济各并没有异议。俄罗斯或许因为克里米亚问题及叙利亚内战，同欧美西方阵营的关系呈现紧张，东西两大教会领袖的和解，却展现了另一幅不一样的文明战略图像。在世俗层面，俄罗斯与西方同样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威胁，欧洲宗教界的率先和解，或许暗示了未来的地缘政治发展。
百万穆斯林难民的登陆，以及西欧穆斯林人口自然比例的上升，凸显了欧洲老化的人口结构，在面对人口结构年轻的伊斯兰世界的焦虑。西欧社会长期世俗化之后所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使得欧洲各国政府与信奉自由主义的精英阶层，无法果断地处理这个长期挑战。各国的民族主义在应对这个问题时也显得势单力薄，共同的基督教文明传统，恐怕会成为恐慌的欧洲人诉诸认同政治的基础。
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也可能为宗教重拾政治角色创造了条件。联合声明强调传统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重申反对堕胎及安乐死的合法化，均是针对欧美自由主义者在这些社会文化课题上的反击。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已经导致很多国家的政治出现两极化现象。社会基层对世俗化统治精英的不满，很可能会经由宗教信仰和组织的方式表达。方济各多次抨击社会的不公不义，为罗马教会树立了崭新的良好形象。他与基利尔的历史性会晤，或许可以作为观察这些长期发展趋势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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