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16年5月31日
奥地利在5月22日险些选出极右派候选人担任总统。代表由前纳粹秘密警察创立的极右翼自由党的诺贝特·霍费尔，在第一轮投票中成功击败两大主流政党代表——中间偏右的人民党和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昂然步入第二轮选举。被惊醒的中间选民急忙动员投票，在第二轮投票时集中支持72岁的前绿党主席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在5月23日计算完邮寄选票后，范德贝伦仅以0.6个百分点或3万1000多票的微差，挫败霍费尔的政治企图。这是1945年纳粹、法西斯等欧洲极右派执政党失败后，第一次如此接近权力核心。
为了避免民族之间重复大规模的杀戮，经历两次血腥大战的世仇法国与德国（当时的西德），在二战后积极寻求政治和解，终于在1951年发起组成欧洲煤钢共同体，从最初的六个西欧成员国，发展成今天28个成员国的欧洲联盟。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刚于5月29日，一起纪念凡尔登战役100周年。这场历时300天的惨烈战役，两国共有30万军人阵亡。欧盟的政治愿景，是要打造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欧洲联盟。但是，欧洲各国近年来均面临卷土重来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对联盟梦构成严重的威胁。
霍费尔的自由党把原本仇视犹太人的纳粹意识形态，转换成仇视穆斯林的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其竞选口号之一是“不允许维也纳沦为下一个伊斯坦堡”。中东地缘政治秩序崩解所引发的难民潮，已经对欧洲各国形成巨大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压力，为类似霍费尔所代表的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连基于人道主义而主张欢迎中东难民的默克尔，也因为今年元旦科隆火车站的难民集体性攻击当地妇女事件，而面对德国民意的强烈反弹。
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兴起，存在多重原因，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只是其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的冲击，导致许多欧洲人开始怀疑欧盟的合理性。无论左派或右派，欧洲各国的传统主流政党在危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在越来越多欧洲人眼里，地理国界和金融国界的消除，是带来难民和国债危机的祸首。因此，他们不再相信欧盟的能力，而希望恢复主权和边界，认同民族主义。原来处于边缘、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党，相继由具备煽动民粹情绪能力的政客领导，开始进入主流政治竞赛。
伦敦今年选出南亚裔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汗，被视为是进步与包容政治的象征。但是伦敦是一座国际金融都会，不足以代表英国，更遑论欧洲的政治趋向。英国的极右翼独立党的全国得票比率，近来就首度跨越了双位数。独立党主张脱离欧盟，而英国保守党政府此前误判形势，决定把英国欧盟会籍的决策付诸公民投票，为欧盟的团结制造新的压力。距离6月23日的投票日已经不到一个月，民调却显示英国人在去留之间陷入犹疑不决的拉锯战。
反讽的是，一向被视为保守反动的梵蒂冈教廷，如今却由开明的方济各教宗所领导。他积极倡导同伊斯兰的宗教和解，多次以行动展现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包容，包括对待中东难民。可是教宗恐怕也难以力挽狂澜。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但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更挑战着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民主自由传统。一些极右翼政党信奉民粹和强人政治的结合，一旦进入联合政府或单独执政，势必对欧洲自由民主的宪政传统构成严峻的挑战。奥地利总统选举的险象，反映的不只是个别欧洲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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