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在刚结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主张维护本土利益、同北京中央政府持不同立场的所谓“非建制派”，在35席竞选的议席里赢得了30席。这次选举有几个值得留意的现象。首先是投票率高达58%，共有超过220万登记选民出来投票，创下1997年回归以来的最高纪录。其次是多名参与2014年“雨伞运动”抗争的年轻候选人当选，反映了港人对现状的不满情绪。第三是选举结果加剧了香港社会的对抗态势，意味着至今困扰香港的政治动荡恐难平息。
香港立法会在制度设计上先天不足，是中英就香港回归谈判所达成的妥协产物。立法会共有70席，其中一半属于“功能界别”代表，并不开放给全体港人投票选举，他们传统上属于亲政府的“建制派”。开放选举的议席也缺乏民意代表性，只要在所属选区得到一定比例的票数（小选区约3万票、大选区约5万票）就可以当选。此外，立法会任何决议须得到三分之二议员同意，三分之一议员也可以否决决议。“非建制派”这回守住三分之一席次，表明本届立法会将继续被“否决政治”所主导而陷入空转。
本次选举前夕，因为香港政府以一些参选人主张港独或回归英国，而取消了其中六个人的选举资格，引发了舆论对港府违反民主精神的质疑，加深了港人担忧北京干预选举，破坏“一国两制”的焦虑，间接推高了投票率。一些投票站因为选民太多，结果开放到隔日凌晨，比投票截止时间延长了几个小时。选举结果表明，不少港人因不信任政府而支持主张抗争的年轻候选人，最年轻的罗冠聪才23岁，他以香港岛区第二高票当选。
尽管违反“一国两制”，港独的主张隐然成为本次选举的一股暗流。并非大多数的港人都赞成港独，而且基于国际现实条件，港独和台独一样，只能是作为选举动员和表达政治不满的符号，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对于香港的治理和前途而言，港独所凸显的社会情绪却值得港府乃至北京当局正视。和所有政治反对运动一样，港独的根源，或许应当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去探讨。
无论是关于特首普选的争论、“雨伞运动”的社会抗争，或者是本次“非建制派”出现更多本土意识强烈的青年当选人，港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不外是继续在自由开放的社会里，追求更美好的明天。这个诉求在年轻群体里尤其显著。然而，港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所形成的所谓“地产霸权”，正让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终其一生也难以置产。陆港经贸关系的进一步融合，也催生了部分港人的排外心理，以及对于北京政治介入强化的担忧。
处于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制度设计，因缺乏互信而深化分歧似乎成为必然结果。无论是谁出任香港特首，都得面对大量的社会争议。但是正因为如此，谋求香港朝野的互信和基本共识也是当务之急。这个困难的工作，需要各方的努力，尤其是作为香港政治象征的特首，更要扮演积极沟通，缓解矛盾的艰难角色。下一任特首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缩小北京与香港社会的心理距离。
台湾的经验表明，社会的政治化有百害而无一利。两岸的形势在十多年间主客易位，固然同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崛起有关，但也不无台湾自身陷入政治内斗，无心发展经济的因素。香港自开埠以来就是一座经贸的城市，百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了国际都会的地位。港人要求自主的心理当然有十足的正当性，但若整个社会日益走向泛政治化内斗，忽略了香港未来所需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最终必然会伤害香港的全球竞争力。虚幻的港独自有其诱惑性，但一贯以务实著称的港人，实在没有理由不看透其虚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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