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慈善理事会准备强化对慈善团体的监管准则，拟议修改的新监管准则主要包括：慈善团体须在年报里列明举报措施；年收入毛额超过5万元的慈善团体，以及所有公益团体都必须公开所有董事的酬劳和收益；三分之二董事的任期最长10年；公开董事的会议出席率、董事或管理层任职同一机构的家属年薪也必须公开等等。纵观新准则的用意，应当是通过提高慈善团体的透明度和问责度，避免利益冲突，来增强其公信力。
从大原则说，相信没有人会反对新准则的用心，以及强化慈善团体监管的必要性。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国人也更加乐善好施，去年全国慈善和公益团体共筹得146亿元（包括政府津贴）的善款。一些慈善团体的规模因为善款的增加而扩大，需要高薪引入更多的专业管理人才。但相应的风险同样增多，特别是管理层滥用公款的诱惑。2007年全国肾脏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杜莱的“金水喉”丑闻，以及当下城市丰收教会管理层失信教会2400万元的建堂基金，均表明强化监管的必要性。
由于慈善和公益团体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其运作模式更加贴近市场原则，所以也不妨参照经济理论，来探讨监管的逻辑。作为一项上百亿元的业务，各个团体之间同时存在互补和竞争的关系。因为照顾对象群体的不同，不同的慈善和公益因而有各自的“利基市场”。但是，它们同时也在追逐社会大众的善款。慈善和公益团体能否善用善款，决定了受惠群体的福利品质。因此，那些缺乏效率，公益产出不大的团体，尽管有奉献的热忱，成长空间终究有限，甚至得面对优胜劣汰的现实。反之，运作良好，形象与成绩突出的大团体，往往“越做越红火”，其财力和一切资源也会不断壮大。
这就意味着对于管理和经营人才的需求，势必存在价格上的竞争。尽管慈善和公益事业应当避免过度的铜臭味，市场竞争的要求却必然促使它们在营运上要讲求专业化，来提升服务的效率。传统的慈善团体多由义务性质的董事会负责，董事不仅免费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还得自掏腰包。这固然符合慈善的性质，可是在专业化的压力下，受薪董事的比率增加必然是个趋势。这也带来商业环境里的利益回避原则等问题，并进一步证实了监管的正当性。
但一如对企业的监管要求存在分级式的标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监管慈善和公益团体。对企业管理层的透明和问责要求当然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上市公司所面对的条件，显然要比中小企业的严苛。同理，对于服务对象不同，规模大小不一的慈善和公益团体，应该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提出监管要求。在商业环境里，企业履行监管机构的合规要求意味着成本；越严苛的要求等同于越高的成本。对于一些规模不大的传统慈善公益团体，太严苛的标准可能会伤害它们最终提供服务的能力。这恐怕是新监管准则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监管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希望保障慈善公益事业的公信力，让社会的不幸群体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让公众能放心解囊捐助。根据宗教、血缘或籍贯等原则成立的传统慈善和公益团体，同具规模、相对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类似组织，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实际上也各自面对不尽一致的问题。在透明度和问责度的普遍标准面前，对它们理应一视同仁；但是在实际监管上，或许还是有灵活处理的需要。如何平衡拿捏，考验的是监管者的智慧和慈善事业负责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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