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12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6岁，比前一年下降了0.1年。受到鸦片类药物危机的影响，2016年美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连续第二年下降。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2016年死于药物过量（特别是鸦片类药物毒品）的美国人高达6万3600人，比2015年猛增21%。中心估计，2017年的数据还将攀升。值得关注的是，在没有爆发战争或瘟疫的情况下，现代化富裕国家人民的寿命广泛下降是异常现象，而美国人寿命止升回降的情况已持续了几年。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富裕的美国社会原本不应该出现平均预期寿命接连两年下降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却也折射出当前美国所面对的社会顽疾。追求效率的美国人在医治病痛方面迷信万灵丹，同时减轻痛楚被视为是人文主义价值。因此，特效止痛药在美国药物市场的占比越来越高，药商竞相研发各种新产品，甚至到了不顾其上瘾副作用的程度。美国普度药品公司在2007年因为隐瞒其所生产的止痛药盐酸羟考酮控释片的成瘾性，被法庭判处6.34亿美元的巨额罚款。美国人从止痛药上瘾过渡到使用鸦片类药物毒品，已经被卫生当局形容为严重疫情。
美国的外交政策间接导致了国内的毒品泛滥问题。在越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持金三角的毒枭对付越南共产党，使得海洛英大量走私到美国，引发了所谓的“肃毒战争”。美国在2001年九一一恐袭后入侵阿富汗打击卡伊达组织，战事至今已经持续了16个年头。2001年美国国内的海洛英吸食者不到20万人，在2016年却增加到450万人。在美国入侵之前，阿富汗当局成功把鸦片种植面积从8万2000公顷减少到7600公顷。2016年阿富汗鸦片产区面积高达22万4000公顷，其中大部分海洛英成品都输往美国市场。
毒品疫情的危害不仅是平均预期寿命减少而已，最大的受害群体是孩童。他们或被嗜毒的父母遗弃，或因父母死于药物过量而沦为孤儿，或因为父母嗜毒暴力、入狱而被当局强制分离保护。2016年共有9万2000名儿童因上述原因进入官方的寄养系统，是30年来的最高纪录。
但是，毒品疫情只是美国人减寿的表面原因，美国民间团体“经济创新组织”的调查发现，贫富差距才是祸根。居住在富裕县的美国人比贫穷县的美国人平均多活五年，最极端的差距为20年，贫穷县的药物过量死亡率平均比富裕县高出37%，其鸦片处方率也比富裕县高出56%。换言之，贫穷人口更倾向于借助鸦片药物来麻痹自己的痛苦。另一项民间调查则发现，贫穷县的白人青年（25岁至34岁）死亡率提高了超过一倍。他们主要死于酗酒和药物过量等自杀行为。这个现象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的俄国青年因为看不到未来，纷纷借酒精和药物自我麻醉，并导致早死，进而拉低了俄罗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
孔子早就警告“不患寡而患不均”，美国的经验显示，“不均”还会导致人口减寿。美国无论在收入、家庭财富、贫困儿童比率、种族阶级差距等各种关键指标上，在近30年间日益恶化，甚至逼近1920年代末大萧条时期的极端状态。这所导致的社会撕裂、政治对峙乃至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激进思想的流行，在威胁美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也让其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面对质疑。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减弱，青年普遍对未来感到悲观，如何给他们带来希望，将是许多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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