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医疗开支上涨冲击财政预算

社论 

财政部长王瑞杰前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主办的“2018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指出,随着人口结构改变,我国投入医药和教育等的社会开支,以及基础建设拨款在过去10年间显著上涨,财政开支总额也从2007财年的330亿元增至2016财年的714亿元。

副总理兼国家统筹部长张志贤也在论坛的演讲中说,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预料将在几年内超越教育支出。我国医疗开支在2007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这个比率过去近10年已增至原本的三倍。

估计到了2030年,新加坡人口五人中便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医疗开支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但我们不能坐视增长趋势如脱缰野马,多管齐下抑制是一项长期努力。卫生部自2014年起在官网上陆续公布上百种公共与私人医院收取的总手术费,不久前,13名专业人士组成收费标准咨询委员会,为常见的手术如白内障、盲肠炎制定收费标准,并在接下来两三年,委员会也会针对问诊费和化验费等服务类费用制定标准,供公众与医生参考。卫生部也希望通过这套收费标准有效管理医疗成本,加强医疗财务资源的可持续性。

抑制医疗费增长涉及的范围广泛,如有些病人和家属可能因为自身负担能力强,即使很普通的手术,为求一个安心,收费昂贵他们也能接受,这就无形中推高了医疗收费标准。所以,政府的监督不可松懈,我们不能容忍专科医生基于病人“付得起”而刻意调高收费。

此外,医生也不能基于病人有高级别医药保险的保障,而为病人进行不需要的手术或是乘机调高费用。公共和私人医院若发现这类个案,应该及时干预。保险业者在评估任何医药费索偿个案时,若发现不寻常的医疗费用也有责任提醒当局。对医疗成本的多层把关,才能确保医疗业处于健康运作状态。

在政府每年的预算中,国防、教育和医疗是三大块。医疗开支既然增加,教育和国防开支还能维持一贯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分量吗?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为国家的未来投资,成效关乎我们的竞争力和经济活力,而且考虑到大学的不断扩大,估计难有节约的空间。这就让人联想到占最大份额的国防开支,是否也得重新审视和评估?

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但三军总长林清耀中将早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回答过这一个问题,他说,与日俱增的基础建设和社会开支将影响我国国防预算的编制,为应对这个挑战,新加坡武装部队已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支出,包括尽可能提升和翻修现有军备,而不是一味斥资添购新武器系统。

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在国防上进行稳健投资,给国人带来安全感,给外国投资家带来信心,因此,国人对新加坡武装部队不断求取质的发展予以强力支持,新加坡能够维持一支东南亚最强大的军队,是因为政府多年来在国防上作庞大投资。

新加坡2017年的国防预算达142亿元,较前个财年略高出1.6%。国防部预算增长已开始放慢,符合所有部门的预算增长下调至2%以下的趋势。国防部长黄永宏去年在国会审查国防部预算的辩论中指出,即使在更新一些军备情况下,国防预算也可以保持在3%到4%之间调整,包括两艘潜水艇的换代和F—16战机的配备提升。另一方面,国防部也会尽可能节省成本,如部队已采用一种“智能型”的枪弹匣,能够模拟空弹的发射声音,因此每年省下140万元。但黄部长又说,如果有需要或是安全情况转坏,他会力求增加开支。

国防和教育开支,要省点不是不可能,但一砍就伤筋动骨,伸缩的余地不多,抑制医疗成本的不断上涨因此任重而道远,国家和个人看来,都得为这个目标继续操心和做更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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