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18年5月21日
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国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时透露，第四代领导团队和其他国会议员将推出新系列的对话会，汇集多元社会的各种观点。他承诺，新领导层会心怀谦卑以及尊重，倾听民声、广纳民意；并表示对话将面向不同年龄层以及背景的国人。王瑞杰在另一个场合补充说，对话“是一个让我们阐明想法，同时听取居民看法的机会”。全国对话并不新，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政府也推展了“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同样是由王瑞杰负责。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或许是一些国人的疑问。
对话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形式，但是基本前提却很一致。首先，真正的对话是基于对象的平等。换言之，对话主体之间不能有心理地位上的高低之分、上下之别，而是互相尊重的对等交流，否则就沦为训话而不是对话了。其次，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操控对方，而是为了发掘新的事实和观点，彼此携手接近真相，从中求得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真正的对话，会因为“忠言逆耳”而在过程中出现张力，可是这也是最终“利于行”的基础。缺乏张力的对话，因而很难是有效的对话。
职是之故，进入对话的心态就非常重要了。如果是为了真正了解对方的想法、顾虑、疑惑，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新立场，对话的双方就必须保持相互尊重的谦卑。王瑞杰“心怀谦卑以及尊重，倾听民声、广纳民意”的承诺，因而至关重要，是新一轮全国对话成败的关键。在文明社会里，对话是所有关系的本质；否则，就只能是权力的角力和斗争，最后的结局便是暴政和奴役。不只是公共领域层面如此，私领域如父子、夫妇、朋友、师徒、上下属，任何健康的人际关系，都离不开基于尊重的平等对话。
虽然当局还没有具体说明，新的全国对话和2011年的有何不同，从第四代领导层强调，领导权不会自动传承，每一代领导层都须重新建立同被领导者的互信关系，不难看出这场新的全国对话会，目的是通过交流聆听民意，同时沟通政府的想法。这当中有一层微妙的不同，是必须指出并深入剖析的。政府获选民委托领导，必须承担决策的责任；如果一切听从（经常是短视甚至自私的）民意，就变成卸责的民粹政治了。所以，政府要通过对话阐明想法，甚而说服民众接受“痛苦但正确”的政策，有时候是必要的做法。
但是，这与沟通既定决策，不准备经由对话来“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心态，却仅有一线之差。在智能科技普及的互联网时代，旧有的心态已经不再适用。互联网开启了真正的“众智时代”，越来越多人在线交流，使得新的观点能不断被修正完善，集体的智慧不再是虚幻理想，而是生活现实。决策者因而必须谦虚对待，此其一。教育的普及意味着体制无法吸纳所有的精英，打破了体制对社会高端智慧的垄断，所以决策者必须跟体制外精英对话，避免集体盲思，此其二。当然，第四代领导必须有自己的治国理念，要和民众沟通，但也必须准备在对话过程中调整与完善理念，才能取得提升决策质量，建立互信的目的。
新加坡的建国过程，主要是采取经济学所谓的由精英主导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这种成功模式也形成了治理上的由上而下的本能。要改变这种本能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民众参与决策的要求又日益高涨，要改变民众对“对话”纯属由上而下的质疑更为困难。政府一贯强调要说服民众接受“痛苦但正确”政策的重要性，使得民众可能把全国对话误以为又是一种要说服、训话的政治行为。因此，要实现新一轮全国对话会建立互信的目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必须言行一致且身体力行，展示对话集思广益的作用，相信社会的集体智慧能完善第四代领导的治国理念。唯有如此，才可能“在顺境中同甘，在逆境中共苦，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和使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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