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全球化下的国民身份认同

社论 

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表示,新加坡既是国家,同时又是全球化城市,而这两者是相对的。“你要他同时存在,就面对很多问题”。他指出,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认同了全球化,但这影响到建国。经过全球化洗礼的新加坡,与建国时代一批人的想象已大不相同,关于文化融合、国家概念,一切都受影响。至于如何处理,他认为没有秘诀,必须不断灵活反应与适应。

王赓武的访谈,一针见血地点出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下所面对的两难。要成为全球都会,新加坡必须门户开放,吸引各地方的人才并容纳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另一方面,新加坡这个主权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它在1965年8月9日在建国总理李光耀含泪下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这个没有腹地的城市国家,处于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建国历史短浅,因此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关乎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拥抱了全球化,而外来人口的涌入,无可避免地改变了新加坡的社会结构,并稀释尚待沉淀的国民身份认同。

根据统计,截至2017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达561万人,其中非公民占了39%。虽然在过去10年来新加坡维持相同的种族比例,但是在华族、马来族以及印度族中,都有不少新移民。此外,在华巫印三大族群之外的“其他”居民(公民与永久居民),从2007年的2.6%增加至3.2%。外来人口的涌入,也提高了异族及异国通婚的比率。在2015年的婚姻注册中,有36%的婚姻属于异国通婚,也就是新加坡公民的配偶是外国公民。

全球化改变了新加坡的人口结构,而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加剧了国民身份认同建设的挑战。

首先,异族及异国通婚的比率上升,冲击了新加坡长期以来沿用的以族群为标签的CMIO(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其他)模式。由于“其他”的人数持续增加,因此要求废除CMIO模式的呼声,时有所闻。然而,CMIO模式不仅是人口统计使用的标签,它也是许多政府政策的依归,以配合多元种族以及多元文化的政治现实。在政治制度上,集选区制度以及民选总统制度,都是CMIO模式的具体操作。因此,CMIO模式若在全球化压力下废除,将改写国民身份认同建设的内容。

其次,外来人口以及异国婚姻增加的趋势,对双重国籍的诉求呼声也相应提高。许多外来人才不愿意放弃出生地的公民权,只愿意成为永久居民。全球竞争激烈,对人才的需求殷切。新加坡有必要与其他国家竞争,留住这些人才。否则,新加坡不仅可能失去这些人才,也连带失去他们的新加坡籍配偶与孩子。然而,新加坡建国历史短浅,允许双重国籍只会拖缓国民身份认同的建设。

第三,在全球化浪潮下,接受新移民的门槛无法提得太高。因此,很难要求新移民因转换国籍而在短时间内放弃原有的身份认同,尤其是这些新移民来自文化与历史悠久的国家。信息的流通,也使新移民更容易与祖籍国维持藕断丝连的关系。理论上,多重的身份认同可以并存,而文化的认同也可与政治的认同区隔。但当多重身份认同出现矛盾时,要确保国家的认同凌驾文化、宗教、族群或祖籍国的认同,有赖于国民身份认同的韧力。

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已是一个政治现实。即使全球化城市与国家之间存有张力,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积极与认真地面对国民身份认同建设的挑战。全球化并没有削弱国家的重要性,人们还是以居住国为安身立命之所。虽然全球化加速人口的流动,但是有能力四海为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国家的存在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在拥抱全球化以及国民身份认同建设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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