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解决不平等重点在成效

社论 

新加坡在很多国际排行榜都名列前茅,但最近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承诺减少不平等指数”报告,力指我国消除不平等不力,在157个国家当中排名倒数第九。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平等问题,包括我国;事实上,如何应对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分化,是我国国会今年初辩论总统施政方针时的课题之一,也是政府今后的施政重点。各国的不平等问题不尽相同,处理不平等问题的办法自然也不一样。乐施会仅根据意识形态来评估我国的做法,是罔顾事实、片面和不公平的。

乐施会在2017年首次推出承诺减少不平等指数,主要针对公共社会开支、税收政策的累进性、劳工权利及最低工资这三个领域,对全球150多个国家进行评估,衡量它们在消除不平等方面的力度。在去年评估的152个国家当中,我国整体排名86位,今年跌至第149位,且在税收政策累进性排最后一位,比阿富汗、也门等根本无法实施税收和资源再分配的战乱国家还“落后”。

乐施会说,我国排名大跌,主要因为排名引进了有害税务政策的新指标,并根据一指标指责我国是避税天堂。报告也指我国公共社会开支相对偏低、没有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没有针对女性的同工同酬或不歧视法律、关于强奸和性骚扰的法律不充分等。

尽管乐施会以消除全球贫困问题为宗旨,但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面对诸多批评,包括指它有明显政治立场,是一个对国际事务存在偏见、激进左翼和反资本主义的组织。从承诺减少不平等指数可以看出,乐施会以当前欧洲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批评世界各国的政策。它认为消除不平等有一套既定政策和办法,包括一定要高税率、全民福利、最低工资等,但这些做法本身就存在争议性。

乐施会近年来似乎把低税率视为罪恶,批评一些国家的低税率政策促成避税天堂,却罔顾我国的低税率政策所能实现的善治和效率。我国税率偏低,人民税务负担和企业营运成本较低,让国家经济得以持续相对蓬勃,政府有资源继续应对不平等问题。作为城市小岛国,不同于其他拥有庞大市场、天然资源和腹地的国家,我们的政策必须能够吸引国际资本和人才,税务政策必须发挥这样的作用,也必须能对辛劳付出提供奖励。事实上,我国的税务政策使得约八成个人所得税收来自收入最高10%群体,而且几乎一半人口无须缴任何所得税。我国重新分配资源的效率也较高,中等收入家庭每缴交1元税务,可获2元益处;英国、美国和芬兰的中等收入家庭则获得1元3角到1元4角的益处。这三国在乐施会的上述排行榜却名列前茅。

乐施会说我国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相对偏低。事实是,我国15岁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数学、科学和阅读都名列第一,来自本地最贫穷家庭的学生表现,也明显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好。医疗方面,经济学人信息部的医疗成效排行榜将我国列为全球第二,世界卫生组织也将我国的医疗系统列为全球第六。乐施会只着眼于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寡,对“成效”完全视若无睹,最后作出的排名难免偏颇。在榜单上的好一些国家,由于政治充满贪腐,体制极其败坏,每1元的社会支出,“好处”到了人民手上时可能只剩几角钱,但它们的排名很多都在新加坡之上,这是何其的荒诞和不现实?

我国没有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因为我们相信多劳者多得,尽量让市场自由定价。我们一方面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援助、全面提供培训机会、在一些低薪领域为工人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另一方面保住他们的上进心,让他们继续努力,而不只是被动地收受福利。事实上,我们仍保有社会流动性,在父母属收入最低20%群体的30来岁青年中,14%得以向上流动,成为收入最高20%群体,比美国的7.5%、英国的9%,以及丹麦的11.7%高。我们的社会流动性还高于在上述排行榜排第一位的丹麦。

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用最少的钱,达到应对不平等问题的较好效果。我们的国策是照顾弱势群体,这与消除不平等是两回事。现实世界没有绝对的平等,把平等当作最高价值来追求,是极左的信仰。与欧洲国家普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我国坚持一些务实的原则如唯才是用、保持低收入者的上进心等,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移除向上流动的障碍,让社会底层者只要愿意努力,也有机会取得成功;即使努力却不成功,我们也会照顾弱势群体,但绝不是给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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