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承先启后深化新中关系

1988年9月14日至22日,李光耀总理应中国政府之邀,到中国作为期9天的官式访问。9月17日,李光耀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进行了他们之间的第四次的会面。(档案照)
1988年9月14日至22日,李光耀总理应中国政府之邀,到中国作为期9天的官式访问。9月17日,李光耀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进行了他们之间的第四次的会面。(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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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2018年12月20日

中国政府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颁发“改革友谊奖章”给我国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并形容他是“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这显示李光耀为新中关系累积的善缘,并没有随他的离去而消逝。

新加坡与中国改革开放结缘,可追溯至1978年11月12日。当天,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在新加坡所见所闻,为他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实际参考。在邓小平“先让一些人富起来”的政策下,中国在沿海城市开发经济特区,而新加坡吸引外资的经验成为中国的借鉴。在1985年,我国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接受中国国务院正式聘请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改革开放步履蹒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另一波的改革开放。在南巡时,邓小平做了最著名的讲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段话在中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而新加坡也积极配合。同年,新加坡建议在苏州开创工业园区,以转移管理的“软件”。这是新中两国第一个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随后,两国政府孕育了天津生态城以及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建国总理李光耀对中国改革开放抱持的期待与信心,对两国关系的推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先后访华33次,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他是少有的能有机会与这五代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他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互信关系,也协助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外国的对接。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不少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出现动摇。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向到访的李光耀承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变,而李光耀也在公开场合向西方国家传达这个信息。中国上一代领袖经常形容李光耀是“中国的老朋友”,并视李光耀的坦率直言为善意的谏言。

不过,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上一代领袖累积的善缘,主要是双方寻找到共同的利益,相辅相成。这个善缘,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追求与合作上。同样的,新中关系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便必须从新的发展需求中,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谈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力重申改革开放的决心。他形容,中国现在处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从新中两国关系40年来的发展脉络来看,改革开放是巩固双边关系的黏合剂。中国国力及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到目前为止并未抹去新加坡经验的魅力。

在新中两国的政府合作项目中,新加坡政府为了配合中国不同阶段发展的需要,先后倡议开发苏州工业园区以及天津生态城项目。正当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不需要新加坡之际,中国政府倡议两国发展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起初是为了配合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策略。最近,重庆的项目提升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衔接“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提议让新中合作的广州知识城,提升为国家级项目,以共建科技创新合作示范区。这两个项目,反映了新加坡在中国发展“一带一路”以及科技创新战略所扮演的角色。

每一个时代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环境,新时代的新中关系也必须与时俱进,在上一代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双边合作。面对诡异的国际环境,我们期望新中两国通过共同利益的追求所累积的善缘,能抵御地缘政治风风雨雨的吹袭。这或许才是颁发“改革友谊奖章”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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