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19年1月1日
刚过去的2018年，相信会让很多人希望2019年能更美好。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势，似乎都在去年呈现出剧烈的变动。务实地看，这些趋势可能在今年持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我们所熟悉的国际地缘环境，在来年将如李显龙总理在新年献词里所形容的一样，是“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经济展望”。
这些巨变的发生，显然非一日之寒，若拨开表面的乱象，不难发现内核的病根，还在于“治人”及“治于人”之间互信的瓦解，形成了一种高度情绪性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时代氛围。
去年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中美爆发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不可能的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格，被视为是对既有国际秩序最大的颠覆因素。但是，同英国脱欧一样，借着民粹主义东风执政的特朗普，其实都是环球地缘政治生病的表面症状，病根则早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世界经济几近瘫痪，一整代年轻人前途茫茫，而罪魁祸首却毫发无损、全身而退时已经种下。
智能科技让资本如虎添翼，人类史上从未如此倾斜的“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正在全世界加速推进，且没有人能对这一深刻危机提出解救之道。
资信科技的突飞猛进，进一步摧毁了社会基本共识。如同15世纪印刷术在欧洲扩散，促成知识普及，打破了教廷对知识的垄断，而引发了血流成河的30年宗教战争一样，移动互联网科技的发达，一方面使得信息——无论真假——的传播一日千里，冲击了主流媒体的垄断权威，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工智能演算法的精密化，让每一个人都只接触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和观点，逐渐形成了世界观的部落化，以及政治领域的对立和碎片化；加上西方宗教信仰的式微，人们遂从身份和政治的认同中去寻求宗教的功能，让公共治理的挑战雪上加霜。
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勃兴，动摇了自由民主体制几百年的根基。欧洲人口结构的老化，加上临近的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乱，引发了近世以来罕见的移民潮。逃避战乱的难民和经济移民，迫使濒临破产的欧洲福利体制必须改弦易辙，但是法国“黄背心”抗争运动的涌现，反映了改革的艰巨程度。
数百万拒绝融入主流社会的穆斯林一下子涌入世俗化的欧洲，激起了当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也危及了欧盟大一统的伟业。主导世界历史五百年的所谓西方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危机。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相继崛起，同样让既有的以西方为主的国际秩序面临改变的压力。中美贸易战正是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但是，新兴经济体本身却也不乏自身的问题。中国的社会治理呈现了治丝益棼的乱象，国际媒体对新疆高压统治的关切，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个人信用体系，被批评为极权体制作伥，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公共债务规模的膨胀，均指向一个更难预测的不稳定未来。
尽管中美领导人在岁末发出了化解贸易战升级的乐观信息，中美如何绕开“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景，在今年势必都是关注焦点。
波及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揭露了传统统治精英体系的失能和无能，也使得众多潜藏着的愤懑逐一爆发。被排除在全球化潮流之外并抗拒其世俗价值的伊斯兰世界，同样充满了对现状的不满，且通过极端主义的形式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安全。
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但导致穆斯林之间自相残杀，更在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兴风作浪，也构成马来西亚政治的潜流。新加坡这两大邻国的内部政治发展，都会殃及池鱼。李总理在献词中提及最近新马两国关系的变化，背后不无这些因素的阴影。
2018年纷乱的世局所展现的，正是社会基本互信的可贵。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互信，是维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保障，必须愈加珍惜及维护。
第四代领导层在这惊涛骇浪中接班，更要意识到自身的任重道远，必须以谦卑的态度争取国人的支持，延续得来不易的公共互信，让开埠200年的新加坡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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