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津贴全民也要改变健康观念

卫生部前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该部门开支预算时宣布,将扩大社保援助计划,增设社保绿卡为所有患慢性疾病的新加坡人提供医疗津贴,同时提高蓝卡和橙卡的部分津贴。

从建国一代配套到社保绿卡,从低收入和年长者到患慢性病的所有国人,包括有工作收入的阶层,今后都纳入医疗津贴的框架。社保援助计划原本针对家庭人均月入在1800元及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日后家庭人均月入超过1800元的慢性病患,到全国千多家私人诊所求医时也能享有医疗津贴。诚如卫生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唐振辉所说的,这是“观念上的一次重大改变”,因为我国从没为家庭医生的护理提供全民可得的津贴。

社保绿卡持有人能获得的津贴不多,简单慢性病每次最多津贴28元,一年最多112元,复杂慢性病津贴每次最多40元,一年最多160元,也不享有牙科服务津贴及普通病症津贴。尽管如此,给所有慢性病患提供津贴,是对慢性病长期护理的观念转变。过去,没有得到医疗津贴的慢性病患要获得较负担得起的护理,只能去综合诊疗所;如今提供津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对这一群体的护理责任,更均匀地由社区私人诊所来分担。

这种改变也说明,患慢性病的国人越来越普遍,慢性病已不仅限于低收入或某个弱势的群体。这种趋势透露着令人不安的信号,因为如果大家不重视健康,不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慢性病会随着人口老化而变得更普遍,甚至年轻化。这意味着公共财政对医疗的支出必然不断上涨,而这是不可持续的。

2010年至2016年,全国医疗护理支出几乎翻了一番,从110亿元增至210亿元,医疗津贴从26亿元增至56亿元,将公共医疗支出从39亿元推高到93亿元,增加了1.4倍。换言之,政府为协助国人承担医疗支出压力,所须支出的公共资源增速,快于全国医疗护理支出增速。如果国人不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日后就须缴纳更多的税务,来支撑更高的医疗津贴。

我们希望政府协助弱势群体承担日益上涨的医疗开销,但不希望人们因为有了政府津贴而疏于照顾自己的健康。当然,没有人会因为有了政府津贴,就大吃大喝、不运动、放弃健康生活方式,因为身体不健康,受害最深的始终是自己和家人。

要控制公共医疗支出的增长,须从源头着手,包括增进全民健康及控制医疗成本上涨步伐;前者相对较容易实现,后者毕竟涉及庞大的国际医药产业,我们相对掌握较少的筹码。

从某个角度来说,国人近年来对健康的掌握似乎在下滑。在彭博社的最健康国家指数排行榜,2017年新加坡在全球排第四位,今年掉到第八位。彭博社研究显示,2010年至2017年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本地居民,增幅分别达4%、14%和33%,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其他原因是生活方式和习惯不健康。

现实是,绝大部分国人热爱运动,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公共运动设施有很多人跑步、游泳、打球等,但不能否认的是,少部分人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健康,例如饮食不定时、喜爱高热量食品、摄入过高糖分及盐分、不运动等。人们出门不再步行,而是依赖电动个人代步工具,使得最基本的步行也大为减少。长此下去,当这一代人上了年纪后,会出现更多慢性病痛。

我们也须改变医疗机构的作业方式,包括提高医疗收费透明度、改变照顾慢性病患的模式等,避免过度医疗和滥用医疗资源;另一点可以尝试的是加强对中医作为辅助治疗的支持,毕竟中医对慢性病的控制有一定效果。

总之,为全民提供慢性病医疗津贴是一个好的改变,但也须防范日后公共医疗支出的增长像脱缰野马,成为后代国人承受不起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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