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多元化社会的协商政治

社论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表示,他领导的第四代团队不仅要为民服务,而且要与国人一同制定政策,以行动彰显民主。他透露,政府将成立多个由第四代领导负责的公民咨询小组,针对特定的领域,主动与人民交流和联系。其中一个公民咨询小组由人力部长杨莉明负责,探讨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课题。其他领域包括环境可持续性、住屋与城市规划、年轻国人以及促进社会流动。

早在2012年,王瑞杰领导“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在对话会后,政府在政策上做出一些重大改变,包括推出建国一代配套以及终身健保计划。在2015年,政府推出“新加坡未来”交流会,由第四代领袖陈振声与傅海燕负责。去年,王瑞杰宣布,第四代领导班子将推出新一轮的全国对话会。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人对国家的治理方针,要求更大的话语权。社交媒体的普及化,也使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小众群体。协商政治顺应这个发展受到推崇,以确保政策跟上时代的要求,并在多元化的社会求同存异。另一方面,协商政治有助于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关系,以使领袖自我更新的过程更为顺利。每一个时代的治理模式,都应与时俱进。在建国初期“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已逐渐由协商政治取代。

然而,在全球民粹主义以及政治庸俗化的潮流下,协商政治有必要避免踏入一些误区。

首先,不论政治参与程度多高,社会总存在沉默的大多数以及能言善道与声音洪亮的少数群体。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显示,社会多元化导致小众群体林立,它们参与政治主要是为了争取狭隘的利益,并在民主政治的掩护下,成为强有力的压力团体。协商政治为这些利益团体的诉求开通一条管道,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放大声势。我们有必要确保协商政治的议程,不受少数利益群体绑架。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了解沉默大多数的心声与愿望。他们的沉默不一定意味着对国家政策没有看法。

其次,民主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素质以及民众的政治成熟度。新加坡是个多元化以及异质性的社会,传统的潜在社会断层线如种族与宗教以及新冒起的争议性课题如同性恋合法化,都可能撕裂我们的社会。因此,协商政治有必要确保公共空间不会遭挤压,以及中间温和力量不会被边缘化。在假新闻泛滥的网络时代,协商政治有必要确保多元化不会导致社会的分化。

第三,协商政治除了顺应民众的参与需求,也有利于第四代领导班子与民众建立更深的互信关系。政府多方听取民意后,最终还是必须作出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政策。政治领导层的威信,有赖于政策的推行是否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以及最终是否实质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而民众也应对民选的政府的决定,给予一定的尊重与支持。政治庸俗化与民粹主义是共生关系,也是最坏的组合。民众必须知道,一味的利己主义,或者对偏执和狭隘的诉求过度的坚持,不但协商政治的优点无法凸显,反而导致政治瘫痪以及政令不通。

政治议程以及陈述方式,左右协商的内容以及讨论。我国领导层继承上一代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总能放眼长期,高瞻远瞩。即将展开的全国对话,讨论重点也将聚焦在新加坡面对的更长远问题。然而,美中贸易战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国人普遍关注眼前的民生课题,包括生活费高涨以及就业问题。抓紧民生课题,与国人共同讨论解决之道,并引领新加坡渡过艰难的时刻,将有助于加强第四代领导层的政治威信。

政治学者指出,政治是决定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这个过程经常涉及艰难的取舍,尤其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有各自的诉求。协商政治不仅让国人有机会满足政治参与的需求,而且也让他们对政治领袖的理念与抉择有更好的了解。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希望协商政治能真正达到“群策群力,共创未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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