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为鼓励生育寻找新动力

协助管理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日前接受《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访问时说,政府将继续通过住屋政策、便利且优质的学前教育来鼓励生育;此外也不会忽略推动亲家庭的工作文化,以支持新加坡人组织家庭。她说,单从政策方面努力,而不重塑社会观念,成效不会太大。

重塑社会观念是长期工作,涉及人们的价值观、期望以及对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是跨部门的努力,需要获得多部门的配合。

政府三年前把父母共用陪产假增至四周,并从2017年起,父亲享有的陪产假也从一周增加到两周。这一年新生宝宝的父亲中,申请陪产假者占53%,在本地私人企业界的申请者不足五成(48%),在公共服务领域则有82%,与北欧国家芬兰相近。本地申请共用陪产假的则有5%,与其他国家相近。杨莉明指出,改变工作文化与观念需要时间,芬兰用了10多年才得以推广父亲陪产假的利用,利用率从1990年的40%提高到2007年约80%,这情况维持至今。

我国私人企业界的男性雇员,目前比较少利用陪产假的现象,意味着私人业界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文化有所不同。人口署也许可以跟私人企业的雇主有更多的沟通,找出他们的男性雇员有陪产假而不利用的原因,并提出具针对性的措施。如男性雇员以为拿足陪产假,可能影响工作表现评估的话,则劳资双方必须携手消除男性雇员的心理障碍。

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工作生活和谐调查结果显示,仅45%新加坡人表示,他们能做到家庭、事业和个人同时兼顾。在政府多年来通过多项税务奖励,以及各种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学前教育的辅助之后,大部分的人仍觉得无法在多方面兼顾,主要因素在于今天已是一个高度竞争的时代,竞争带来的心理压力,让人们一直感觉时间不够用。因此,协助年轻夫妇提高生活规划能力以更有效的分配时间,也应该在当局鼓励生育的“整体社会”对策中。

推动人口政策的动力主要还是来自经济的增长,经济前景欠佳,可能导致一些年轻夫妇在养儿育女方面意兴阑珊。

继今年5月我国把经济增长预测向下收窄至1.5%至2.5%之后,贸工部前天发表的第二季经济调查报告,再度把今年经济增长预测降低到0至1%。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环比萎缩,已呈现技术性衰退的苗头。

北欧国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生育率开始下降,大家庭普遍减少,女性延迟生育。生育率骤然下降的因素复杂,但经济前景黯淡显然是关键因素。

对北欧国家而言,出生率下降的长远冲击,是社会福利制度可能难以为继。年轻工作人口显著减少将影响国库税收,老年人口的增加也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北欧的社会福利优厚,鼓励生育的措施可说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如在瑞典,父母享受到的育儿年假可长达480天。

新加坡照顾弱势群体和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虽然有别于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同样需要年轻的工作人口对国库作出最大的贡献。经济增长若持续放缓、停滞或衰退,可能导致人口替代率的不断下滑,政府从“整体社会”入手的人口政策,也将面对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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