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在2021年元旦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取消一再展延的新隆高铁计划。意识到取消计划的深远影响，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也强调：“两国仍将致力于维持良好双边关系，并在加强两国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密切合作。”虽然从短期看，取消计划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但长期而言，对于双边经济关系甚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都是不小的打击。两国必须跨越这个失之交臂的机会，谋求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
新隆高铁计划最初于2010年由当时的马国首相纳吉提出，是其经济转型执行方案（ETP）的核心内容之一，2013年经新马政府达成共识，并于2016年12月签署具法律约束力的新隆高铁双边协定，通车日期预定为2026年。但是，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全国大选中出现政党轮替，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由巫统主导的国阵下野，开启了马国至今不已的政治动荡。马国新政府对高铁计划态度反复，再加上冠病疫情暴发，严重打击其经济和财政处境，使得高铁计划最后胎死腹中。
除了密切的历史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彼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也是马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在双边关系上可谓唇齿相依。在亚细安10个成员国当中，两国的经济规模分别为第五和第六位。马国首都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陆路距离约350公里，航空距离为296公里，疫情暴发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线，八家航空公司每天平均提供82趟航班，反映了人员往来之密切。
因此，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间兴建高速火车，本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按照原定计划，耗资约200多亿新元的新隆高铁，将把两座城市的单程交通时间缩短为90分钟，实现一日生活圈的愿景。高铁的经济潜力庞大，本区域的东京—大阪线、北京—上海线、香港—广州线、台北—高雄线等，都扮演了促进地区经济的重要角色。新隆高铁的通车，无疑将大力促进两地的经贸和人文联系，达到双赢的结果。
高铁计划的取消，说明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实际影响。马国的违约，主要源自两大因素。第一是政治动荡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高铁计划是国阵政府所签署的国际协定，但是后续的政府却有其他的考量。此外，马国复杂的国内政治利益分配现实，也决定了新一任政府对前任政府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的态度。第二大因素则是冠病疫情。疫情颠覆了原有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对人员流动和国境开放的想象，病毒的传染性显然不利于促进人员接触的高速铁路。
尽管这些短期考虑不无正当性，长期而言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作为占马国经济总量约16%的城市，吉隆坡如果能与新加坡形成一日生活圈，将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和溢出效应。失去了跟新加坡的联系，就算马国基于政治利益分配考虑而单独建设高铁，南部终点站设于新山的构想，已经被专家认定为不具备经济效益，沦为亏损“白象”的概率极高。此外，马国的违约不但有损国家形象，也将打击亚细安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际信誉。
逝者如斯夫，两国目前可为的，只能是尽力减损。一方面，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协定办事，履行彼此的国际法律义务，办好善后工作，避免高铁计划的夭折影响双边关系。虽然细节仍有待公布，从两国元旦的联合声明观察，双方都有意把伤害减至最低。另一方面，两国也必须尽快跨越计划取消的负面影响，持续放眼未来的双边关系发展。毕竟，一衣带水的地理现实和人文关系决定了新马必须通力合作，在日益险峻的国际环境中拓宽彼此的发展空间。诚如声明所说的，双方在许多互联互通的领域依然可以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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