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3日
总检察长黄鲁胜在司法年开幕礼上指出，过去一年总检察署的工作做得“不完美”而招致严格的审查与批评，并导致“公众对我们的信任有所动摇”。他特别举出去年几起备受关注的上诉案，包括印尼女佣莉雅妮偷窃案与马来西亚籍死囚葛毕的运毒案，双双上诉得直，莉雅妮无罪释放，而葛华则逃过死刑。
在义务律师的协助下，上述两起案件的被告通过上诉成功翻案，引发人们关注司法是否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在印尼女佣莉雅妮偷窃案中，雇主及报案人是时任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加上警方在搜集证物的程序以及总检察署在估价失物价值的失误，为这起案件添加额外的元素。廖文良和莉雅妮主仆间的悬殊身份，触动人们对公平正义问题的敏感神经，而总检察署的检控程序，也因此在公众的显微镜下受到审视。
有鉴于此，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去年11月4日在国会针对此案发表部长声明，详细说明此案件的来龙去脉，以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国会也针对此案以及延伸出的公平正义问题，进行超过九个小时的辩论，直到午夜。
尚穆根指出，在过去三年，总检察署平均每年处理约3000起佣人偷窃案件。警方与总检察署将莉雅妮偷窃案当作例常案件处理，并没有因为当事人是廖文良而特别对待。他强调，没有人在案件侦办与检控过程中，对警方和总检察署施压，也没有证据显示显赫的廖家，同处理案件的警员、副检察司或法官有私交。
虽然在廖文良担任凯德集团总裁时，黄鲁胜曾经是该集团的董事，但是两人其实在某些课题上意见相左。因此，总检察署在检讨这个案件时，黄鲁胜决定回避与不参与，以免引发廖文良是否得到公平对待的问题。
针对高庭推翻国家法院的判决，大法官梅达顺在司法年开幕礼上指出，法官并非永远不会犯错，因此全球的司法体系都设有上诉程序，以纠正可能的失误。他呼吁人们不应过早对司法程序中的失误做出判断与批评，并将这些失误视为含有恶意的失当行为，否则它将影响公众对司法体制的信心。
黄鲁胜在同个场合也表示，无罪裁决的出现，不意味着处理案件的主控官失责。实际上，它反映了司法体制的健全。他强调，总检察署所做的检控决定，是以公众利益为考量，以协助法庭取得公平的判决，而并非执意将被告定罪。他指出，总检察署正检讨主控官的培训机制，并将继续就一些公众瞩目的案件，公平解释检控与刑罚立场。
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国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对于公平正义的问题更为敏感。正如尚穆根在部长声明中所说的，在世界多个角落，仇视富人与精英的心理正迅速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廖文良前女佣案引起广泛关注显示，国人非常在乎制度是否公平对待身份与阶级悬殊者。因此，我国的司法制度有必要与时俱进，不仅要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也要让公众感受到正义获得伸张。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避免权利意识的过度膨胀，导致社会动辄诉诸诉讼的现象。一个好诉讼的社会，将鼓励诉讼产业的兴起。当法律诉讼纯粹成为商品时，司法制度的公正将受到颠覆与侵蚀。
其次，社交媒体普及化，使司法体制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有些网民在社交媒体肆无忌惮地评论正在审理的案件，并试图影响法官的判决。也有些网民对某些判决不满而向司法制度施压，重新审讯。法律固然是反映当前社会的规范与价值，但是我们有必要警惕社交媒体未审先判以及在虚拟世界挑战法庭判决的行为。
民无信不立，司法的公信力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来自司法充分体现无惧无偏的精神。随着国人的权利意识提高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化，司法公正不仅表现在公堂上，也应该在社会上获得普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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