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多语社会，英文为主导语言，其他三种母语的翻译涉及公众利益，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文字的错误却层出不穷，就以华文翻译而言，语文弊病与笑话时有所闻，难免加重人们对华文前景的忧虑。
政府几天前公布提升政府公文翻译水平的三大策略，也点出了当局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政府目前有与值得信赖的翻译公司签订周期性合同，把翻译项目外包出去。在时间压力下要完成大量内容的翻译和审核工作，对于确保翻译质量是个巨大的挑战。
通讯及新闻部的翻译部门雇有30个职员，主要负责“最关键”的翻译任务。据最新统计，政府每月平均需要翻译的项目大约有550个，总字数超过30万。
政府机构需要翻译的公文数量逐年增加，各部门虽日常事务繁杂，但确保翻译准确无误仍责无旁贷。
政府出台的新政策新措施，经常涉及专门术语，要翻译成容易理解，易于广泛宣传的其他官方语言，具有一定的难度。更普遍的问题是，错误往往出在把关与问责的关键上。
通讯及新闻部的翻译部门犹如政府机构的“中央翻译”，责任重大，即使只是负责“最关键”的翻译，也不胜负荷。政府提出三大策略改善翻译质量，也应该同时加重这方面的人力与资金的投入。
通讯及新闻部自去年7月就开始招募一批“公民译者”，协助修饰政府宣传材料内容，及早发现翻译失误。人数目前已达88人的“公民译者”，扮演的是另一道文字把关的角色，形同一种反馈机制。这群“有心人”挺身而出，愿意为改善公共翻译水平贡献自己的心力，公益精神很值得敬佩。
翻译不只是语文问题，也是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问题。所以，“公民译者”的机制要发挥更大作用，扩充不同领域的代表性与扩充人数同样重要。文化界、艺术界、医学界、法律界，科技界、金融界、学术界等等都有双语人才，就等待当局向他们招手。
当局的第二策略是，提高公务员的翻译常识。担任全国翻译委员会主席的国家发展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说，好的翻译其实是“很多人的事，而非几个人的事”。
更为关键的是，提高高级公务员对翻译的重视。部门的高管领导若抱着使用单语就能万事搞掂，或者多做反而多错的消极态度，就很难指望他们辖下的部门会重视翻译。
政策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后的宣传同等重要，例如应付冠病疫情，若缺乏有效的公众教育，就不能获得社会广泛的合作与支持，也就不利于抗疫的工作。
加强把关机制，才能减少翻译文字的错误，各部门里的双语人才，尽管翻译不是他们的职责，也可以纳入“公民译者”的反馈机制里，能做到“内外兼修”，肯定有助于提升翻译质量或至少减少错误。
借助翻译科技是政府的第三个策略，通讯及新闻部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联手研发，在2019年7月推出的政府翻译工具“新译达”（SG Translate），分担了当局的翻译工作量。但任何翻译机器效率再高，最终还是需要人来把关翻译后的文字。
翻译科技是一项利器，也是个陷阱。常见的翻译谬误和笑话，都跟主事者敷衍塞责有关，他们把翻译一事，交给翻译工具，过后就不闻不问。这种轻忽态度，相信在一些私人机构和基层组织里是存在的，而人们总会把各类翻译错误所引起的不满情绪，投射到政府身上；毕竟，政府有发挥表率作用的义务，而且华巫印三种官方语言，是宪法所保障，具有相应的法律和政治地位，不容任何怠慢。
翻译是为了传达讯息，提高人们对政策和大小措施的认识。高级公务员对待翻译态度认真，确保文字质量保持高水准，对受众是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的尊重，更是对宪法的尊重。
政府以身作则，把为社会大众提供准确的多语讯息，当作行政效率的一种标准，可加强各部门对翻译的重视，也能对非官方组织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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