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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人:如何降低中央委员的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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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女高官吕锡文被中纪委宣布立案调查,吕锡文除了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职位——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熟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官员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则意味着他真正挤进了权力巅峰。

按照中共的惯例,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两部分构成。后者除了没有前者的表决权,其他的核心权力,比如阅看文件的级别和范围、开会表达和决策意见征询、与政治局常委等核心要人的接近度等等,都几近相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共党章,当某中央委员因为逝世、被撤职等各种原因出缺后,候补委员即根据当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随时递补成为正式委员。中共一直宣称,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8000多万中共党员中,能够当选中央委员的,显然是“先锋中的先锋”,是“精品中的极品”。

但外界注意到,仅从中共十八大以来,虽然本届任期刚过半,但截止吕锡文案,在全部376名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含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中央委员),已有19人因为涉嫌贪贿落马,其中一部分人已被判刑,一部分人正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少部分人则还在党纪调查阶段,根据中国惯例,这些尚在党纪调查阶段的权势人物,没有大问题是不会动他们的,只要进入党纪调查阶段,基本不会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换句话说,目前已有的7名中央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如无意外,最终都会被认定为“犯罪分子”。

只要进行一项简单的数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共376名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产生19名犯罪人员,这个比例最低达到了5.053%;而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2014年度人权白皮书》,2014年,全中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按全国人口13.678亿计算,犯罪率为0.086%。两相对照,中共中央委员犯罪率,相当于普通国民的58.75倍。

再看另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最高检在今年全国人大会上的报告,2014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4万1487件、5万5101人,人数比上年增长7.4%。而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中国握有权力、足以进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群体,主要包括公务员720万人和国企管理人员80万人,共计800万人,那么用前述最高检的数据计算,2014年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率也高达0.6%,这个比例相当于中国国民犯罪率的7倍。

中央委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如此之高,确实令人咂舌,这对中共所宣称的“先锋队”形象构成了莫大的讽刺。但即便如此,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这个比例背后的客观原因和历史原因。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党风廉政建设可以说是全面失控,习近平时代之前的多任领导,包括胡锦涛、江泽民、邓小平等,都对腐败保持了罕见的容忍甚至是纵容态度,直到这次习近平团队上台后铁腕反腐,局面才得以改观。换言之,此番中央委员高达5%以上的犯罪率,其实是对历史欠账的清理,也是对长期以来坚持腐败的官员群体的大整肃。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此高比例的犯罪率,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习王”反腐的雄心、难度和成绩。

其次,至少在官员腐败方面,中国舆论比过去有了更多发声空间,中国民众也有了更多监督和批评的机会。尽管那些落马的中央委员多数不是舆论监督和民众监督的结果。但这种提振民间监督士气的氛围和环境,也使那些隐藏日久的腐败分子有了更多被揪出的可能。

第三,从可能性和必然性方面看,中央委员的犯罪率高,恰恰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印证了“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的铁律。可以说,如此高的官员犯罪率,也是给中国最高决策层和全体人民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如何真正重视对权力的日常监督,避免官员纷纷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以数据的简单对比来谈论中国中央委员的犯罪率,似乎会让中共感到尴尬,但倘若把视野打开,这对中共来说或许并不是坏事,至少从长远而言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样一个数据,深刻地警醒了中共全党和决策层,让中共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而不是侥幸地认知腐败的现状和危害。这个数据,也让反腐的持续开展和中共所提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至于成为一句空口号。

一个更大的意义或许还在于,过去两年间,提到习王主导的反腐,中共党内有不少官员还担心反腐会导致“党的形象受损”甚至“失去政权”。但现实却证明,就算是把中央委员内部高达5%的成员揪出来并送上刑事法庭,也并没有导致政权丧失。相反,这种做法让中共赢得了过去30年以来除经济建设之外最高的声誉。这对于维持中共的统治,是一个有利而非不利的消息。

当然,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反腐和断臂求生的肃贪,显然不应该成为中共未来的常态。5%的犯罪率,毕竟也必须只能是历史的片段。从长远来看,必须通过这种壮士断腕,以换得中共最高层的清廉。如此而言,中共中央基于5%的落马率和相对于普通国民59倍的高犯罪率,必须警醒并亡羊补牢。具体而言,中共应该通过如下举措,才能降低中央委员会的犯罪率,以清廉的形象重新赢得人民的尊重和信赖。

第一,中共的反腐必须脱离权斗的色彩。必须承认,目前进行的反腐,其中不少案例都有深刻的权斗背景,这一点甚至连中共官方也公开承认,所谓“搞非组织活动”、“不守规矩”等用语,显然就是公开承认权力斗争或派系斗争。笔者并非反对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因为这其实是全球政治领域的普遍现象。但对于中共而言,权斗和反腐败应当尽量分离。倘若两者过度混同,就容易使反腐失去正当性,更失去民众的支持。

第二,中共必须意识到,真正的清廉,不能光靠腐败后的惩治,而必须靠事前的监督和预防。官员财产公开、鼓励民间和媒体对贪腐的更自由监督、防微杜渐式的反腐,都应该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利器。中共历史上最擅长的技巧就是群众运动。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共同样应当尊重和发挥民众的智慧和能力。

第三,反腐必须实现绝对无禁区。对于中央委员等高级领导干部而言,他们眼里盯住的是比他们更位高权重者的清廉问题。倘若党内大佬和元老家族的腐败不能得到有效惩治,中央委员们就会内心不服,行动上就会跟随,从而造成党内高层圈子的“破窗效应”。这些年来,反腐运动似乎对一些天下皆知的元老与高官家庭腐败还有“禁区”,这就不合适。

第四,党内最好的反腐和监督,就是推行党内竞选机制。中共既然宣称8000万党员是全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就首先要有党内的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假若未来的中央委员选举机制可以进行重大改革,将过去秘而不宣的内部磋商机制,变成候选人在党内的公开竞选机制,让广大党员和党代表自由推举候选人,大幅度增加候选人的名额,实现在党内的真正竞争性选举,那就有助于竞选过程中各候选人的相互监督,也有利于鼓励广大党员对候选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得每个当选的中央委员都经得起监督,都清清白白,最终大幅度降低中央委员的犯罪率。

作者为中国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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