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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民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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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本月初两位美国高官行色匆匆走访北京,与中国会商美国对台军售与奥巴马见达赖引起的问题以来,中美双方对会谈内容一直守口如瓶。直到3月1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独家公布美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访谈内容之后,人们才得以透过迷雾窥见这场风波的演变与结局。

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是记者的提问或斯坦伯格的回应,都看不到那两个带有爆炸性的问题的半点影子。那位国务院第二把手对军售与达赖问题根本略而不谈,只是表明美国与中国并不对所有问题都有一致看法,但“相互之间的成熟关系足以使双方能够坦诚地讨论意见分歧,而仍保持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

对台军售和达赖问题乌云消散

《环球时报》则给斯坦伯格的话尽量加分,说它包含新意,有所“突破”,“凸现出美方急切希望扭转两国关系”的善意。于是乎,那对台军售和达赖问题的一片乌云,在一方不愠不火静观待变,另一方由举轻若重转为举重若轻声中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出于防止局势失控和维护两国关系全局的考虑,中美双方以微妙的外交手腕使之成为(至少暂时)过眼烟云。

其实,中美两国关系本来就包含着需要合作的层面和引起摩擦的因素,会在上限与下限之间摆动。因此对于这种关系既不必抱有奢望,也无须感到惊诧,即便一时波动也不至于走向对抗。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立下的“斗而不破”大政方针,不只是为了渡过天安门事件的危机,而是着眼于整个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内外需要。中国横眉冷对之后,又以赞赏斯坦伯格姿态的方式来给自己打圆场,不失为遵循邓大人对美外交决策的明智表现。

不过有一点仍然值得思考,那就是外交与民意的关系问题。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有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内提升爱国主义两个方面。有的时候,也许对外争执暂时告一段落,而对内余波仍在荡漾。

中国官民外交互动的三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与政府在对外关系中的互动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

一是无论联苏反美或联美抗苏,或者以血肉之躯和无数物资援助朝越抗美战争和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都几十年如一日地牺牲自我全力支持国家的外交政策。

二是重大外交决策转向秘而不宣,人民蒙在鼓里跟不上趟。例如1970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发表豪气冲天的5月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然而不到半年风向标忽然转往西吹,老人家又向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逊到中国来访问。虽然斯诺没有履行这个任务,但经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穿针引线,基辛格终于在“5·20”声明的一年后悄悄赴华为尼逊访华铺路,从此揭开了世界战略格局石破天惊大变化的序幕。

三是人民爱国情绪猛烈燃烧,冲破中国外交底线,冒然采取激烈行动,对中国外交造成困难。例如文革初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导弹袭击之后北京学生猛砸美国驻华大使馆。

进入全球化与网络时代,由于信息多元化与网络通讯自由,政府与人民在外交中的互动关系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使网民不能接触外交机密,却有随意表达意见和迅速传播的自由。

外交与民意有明显落差

在这次美国对台军售和达赖事件中,中国网民一开始就紧跟政府对美国近乎最后通牒的强势外交,扬言不惜摊牌,决心迫使美国屈就。结果如此虎头蛇尾,不禁引起民意的不满与宣泄,产生了外交与民意之间的明显落差。

有人怀念毛泽东强人时代,有人感叹“从当前力量对比上看,这不过是一场SHOW”。 一位颇有知名度的海外评论员则写道,“中国发表措词严厉的抗议声明,后续行动没有跟上来,明显后劲不足”,“敢怒敢言但不敢做,正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个明显软肋”。如果下回旧戏重演,老百姓还把它当不当真,紧跟不跟呢?

笔者最近之所以在评论文章和电视访谈中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是因为当前时局变化引起了多年前一段亲身经历的回忆。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二次大战后首次率领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和各地学生抗议风潮。天安门抗议队伍络绎不绝,北大校园刷满了大字报。日本驻华大使馆下令日本留学生把全部大字报用相机拍摄下来,研究其不满的矛头究竟是指向日本还是中国政府。

尽管由于时间短促来不及动员,“9·18”那天没出大事,但首都与各大城市高校学生仍在酝酿大的行动。高层为了预防局势生变,召集各部门会商对策。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决定布置一篇长文,要求人民遵守外交纪律,不使学生由于对日政策的不满发展成为反政府活动。

各阶层不满情绪日积月累

胡乔木认为,当时的形势并非国泰民安,此事不能小看。有人有不满情绪,有的是因为物价上涨,种种原因都可能引发骚乱。在对日关系上发泄愤怒情绪与此也有一定关系。但他的观点很难自圆其说,更不能扭转学生思想。因为遵守外交纪律是政府官员的职责。学生是老百姓,对国家大事和外交政策发表意见是公民的权利,何况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也是政府的立场。所以很难落笔,最后不了了之。

和过去的情况相比,现在形势更为复杂。因为第一、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已经位居世界老二,很多人觉得膀子粗了,可以出口气了;第二、虽然经济发展,但是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均,失业增多。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积月累,影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长。在一定情况下,外交问题可能成为引发动乱的一个由头。

根据上述情况,中国政府在出台重要的外交政策和行动之前,有必要对行动的后果与对内影响程度,进行必要的形势评估与考虑政策效应。对任何国家来说,民意既可能成为冲击对手的巨浪,也可能成为烧到自己脚跟的烈焰。《环球时报》向斯坦伯格的提问中包括美国对中国民意的看法,难道中国自己就无需同样考虑这个问题吗?

作者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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