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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看习近平接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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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东移,亚洲地区的大国与小国,正在卷入一场争夺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的新的斗争。这将使得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甚至不排除引起冲突的可能。如果说今后十年亚洲地区有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而中国成为其中一方,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谈。

自从200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现在举世瞩目中国政坛新星习近平,因为他不久将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崛起中国政坛不久,从地县级官员提升到闽浙两省与上海市领导岗位,最后进入中央权力顶峰,前后为时不过十年。由于为人厚重,作风沉稳,内外不事张扬以免显山露水,国内外公众对他的思想品格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尚未形成全面深刻的印象。但从现有信息中去探索这位未来中国新君的思想风貌与施政轨迹,发现它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泥土气与沧桑感

一是泥土气。习近平生长于陕北黄土地带,少年时代正逢文革浩劫。被当作“走资派”的后代送往农村插队,最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从那壮实魁梧的身材,可以测知当年他在陕北农村长期插队经过一番历练,决非悠闲之辈。

这一段生活经历,使他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到农民的勤奋、朴实和农民作为国家之本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农民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做出奉献。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也是与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与贡献分不开。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只有在中国最大的族群农民脱贫致富,受到平等对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之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作为未来新君,习近平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是可贵的。只要农民活在他的心里,他就不会忽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是沧桑感。习近平出自中共高干家庭,从小就离不开错综复杂的中共内外斗争的政治漩涡。

他父亲习仲勋是陕北老根据地和中共西北地区最高领导人,曾担任国务院与全国人大领导职务。在复杂曲折的党内斗争中,他一贯表现得公正无私,从不在政治运动中借机整人。在胡耀邦的问题上,他敢于孤军奋斗逆拂太上老君心意坚持正义立场,在中共党内树立了极为罕见的凛然正气。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受过父辈家风的熏陶,深知“高处不胜寒”的甘苦。这有助于他将来慎审处理矛盾复杂局面,力戒举国上下再次因为政策误导而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大折腾。

第三、习近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子党。由于太子党不少成员仰仗父辈权势热衷经商积聚财富,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令人缺乏好感。但对太子党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很多人在中国政治浪涛中跟随父辈饱经忧患。他们也是胸怀报国之志的栋梁之材,应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让明智合格的太子党参政分享权力,反倒是保持中国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往今来,从储君走向新君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当年胡耀邦的朝浮夕沉就是例证。胡虽秉性正直作风明快,是中共党内难得的清官。但他够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缺乏深思易于冲动,急于推行年轻化干部政策而被元老派抹掉,重演了光绪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

光绪与胡耀邦的失败教训证明,即便储君转为新君,也不等于其权力巩固足以号令天下。权与谋是不可分割的,有权方能施谋,无谋难以固权。掌权之后必须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共元老派虽已从政坛消失,然而党内逐鹿中原,人皆可以为王,并未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中国政局潜伏着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

面临中国三大变化

当前中国形势,面临三个重大变化:第一是,中国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过去对党国领导唯命是从的中国草民,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发现自我价值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再把命运寄望于政府。这就增加了个人自由的诉求而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和心理上长期成为“沉默多数”的中国思想文化与知识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渴求文化学术与艺术创作的自由。这就使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管部门,面临着不可滥施权力任意压制的新课题。

比如对毛泽东功过是非评价问题,出现了反差强烈的争论,甚至要把不同意见作为政治罪行进行法律制裁。由于毛的全部事实真相不便大白于天下,即使展开争论也未必就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恰当结论,所以今后领导也只能让它搁浅,对毛的问题继续采取“模糊政策”。

第二是,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主要成果落到官商勾结的少数人手里,孕育着未来新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大为流行的所谓“蜗居”、“蚁民”以至“屁民”的说法,反映了中国社会存在大量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至今依然挣扎在贫困与饥饿线上。不仅是成亿农民工没有土地没有资产没有职业缺乏生活保障,而且每年几百万高校学生的人流,也同样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命运。如果中国社会长期保持这种局面不能改变,未来肯定会发生动乱与危机。

第三是,中共党内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和治理的问题上出现不同的对策和分化。过去的一切思想、理论、政策与口号,都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究竟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与时俱进。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不利两个方面。虽然中国经济与国力迅速增长,已经仅次于美而占世界老二的地位。但是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含量,是超过实际价值的房地产与大量廉价低端产品,而且主要仰赖于对外出口的国际市场。如果西方经济继续疲软,金融危机扩大深化失业连年增长,影响中国出口和就业,再加上中国国内经济负面因素有增无减,则将来有可能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从国际形势与中国周边环境来看,也不能忽略不利的一面。尽管中美两国致力于发展全方位合作,在经济上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实际需要。但美国担心中国崛起,正在军事、外交与地区合作上拉拢小国,加强对中国的外线包围。由于中国国力迅速壮大,以及东海、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亚洲中小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与对中国的防范日益加强。

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东移,亚洲地区的大国与小国,正在卷入一场争夺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的新的斗争。这将使得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甚至不排除引起冲突的可能。如果说今后十年亚洲地区有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而中国成为其中一方,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谈。

无论是谁接任中国新的最高领导,都会面临以上所列举的内外形势与难题。中国古贤提倡治国良才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过程。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治国行家,要担当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国君,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何况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与不利因素。它可能是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国力大步提升的时期,也可能是中国社会矛盾越积越深,难以化解而最终导致危机并发的时期。

习近平一旦从储君变为新君而挑起治国重任,他能否以一个真正继往开来的领导人而载入中国史册,还有待于未来事实的证明。

作者为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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