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春秋先哲老聃（老子）的名言。对政治家而言，这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对老子来说，它是对其“无为而治”哲学的脚注。然而老子“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是非常有宏图大志的。在他看来，实现这个宏图大志的途径，不是要治国者呕心沥血，无事不亲躬、无处不插手；而是要巧妙地利用自然和社会的本性来达到治国的目的。这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看不见的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恩来评价邓小平是个“举重若轻”的人。邓的治国之术很简单，就是放得开，放得下；放开让老百姓在市场上逐利，放下让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对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就三个字：不争论。三十年后中国就是一个经济奇迹，科技教育、社会结构、人身自由、国家治理、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邓治国颇有“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境界。
当今的中国政府有“两个百年”的宏图大志，即在中共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百年时建成一个发达国家。两者都是“无不为”的目标，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民生保障、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需要进行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比邓小平时代复杂得多，也涉及更多、更困难的利益调整和权力再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无为而治”或“治大国如烹小鲜”？
其实很简单：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力量，让它们在良性互动中健康成长，最大限度实现自我运转、自我调适、自我发展。这样政府的事儿就少多了，工作也简单多了，也才有可能四两拨千斤，达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境界。
这里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府不能总是插手市场，插足社会，要给它们足够的空间来成长。二是要制定简明而适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必要的制度来促使其成熟。故所需要的是一个小政府、强政府、智政府；一个清楚知道自己与社会和市场的分工和界限的政府；一个明白“万能政府万不能”的道理的政府。
制度建设也很简单，只要抓住两条：权利和法治。前者是明确每一个公民拥有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后者乃对前者的保护，以及对社会秩序和行为准则的规定。两者都要明晰和可操作。要旨是确立一套游戏规则和个人角色，然后让人民自己上演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在创造历史中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这就是依法治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无为而治的基础。
一旦这些确立了，就可以用社会力量来办社会，用市场的力量发展经济，用律师的私利来维护法制。这最后一点专门提出来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中无此概念。美国的奇迹是把一个多元、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治理得有条不紊。美国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180万个律师和其他法律从业人员来维持的。和市场的逻辑一样，这些人在追逐私利中使法律得到执行；他们越逐利，法律贯彻得越彻底，社会就越有秩序。
美国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律师，认为他们是吸血鬼；政客、名人、大公司等都怕他们的不依不饶、没完没了。然而他们成就了一个法治社会，使游戏规则透明，使政府和权势人物不敢胡来，使弱者的权利有保障。中国的律师业才刚刚起步，就有人害怕律师“死磕”，指责他们颠覆政权，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没有认识到律师和其他许多行业是“无为而治”的基础。
权利和法治是“纲”，纲举则目张。然而中共的治国方式一向是“举轻若重”。从机构设置就可以看出：在执政方面有庞大的四套班子和五个层级；在执法方面有庞大的公、检、法系统，庞大的纪检系统，庞大的政法系统，庞大的反腐、防腐系统，和庞大的信访系统。结果还是腐败丛生，冲突不断。这恐怕不能归咎于中国人笨，而是庞大机构背后的既得利益在作祟。
党组织全面渗透社会
这还嫌不够，中共正在推动党组织全面渗透社会，党化大中华。以后私企，非政府、非赢利组织，宗教和其他社会团体统统要建立党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掌控一切。中共有近440万基层组织，8800万党员，光在政府机构内就有8万7000个党组。即使在市场上和社会基层，执政党的组织所到之处也必定会攫取权力和资源，从而侵蚀社会空间和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使社会无法健康发育，使市场关系扭曲。性质单一、高度集权的党组织，不可能承担社会组织复杂多样的功能，只能让执政党背上越来越沉重的社会包袱。
中国改革的方式也越来越趋“举轻若重”。中央深改委的初衷是便于顶层设计；它所掌握的实权恐怕超过了政治局常委。成立两年多审议通过了上百个改革方案，观其内容却给人以事无巨细的感觉。法制建设的方案很多，这很好；但有些方案细化到法官与检察官工资和职务序列、法官与检察官助理的招聘、贫困地区教师的救济、地方群众团体、足球体制、身份证的丢失招领、国家公园、户口登记等等。这非治大国，乃烹小鲜而已。
近来当局一反邓小平“不争论”的遗训，不明智地祭起了意识形态的大旗，再次企图在全社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这可谓“无不为”的最高境界，但历史证明这是徒劳的，也与社会发展多元化的趋势格格不入。当局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上表现得极为无能，老调重弹很难引起共鸣，于是只好动用国家机器往下压，造成一种很不健康的政治气氛。顺其发展，下一步就是挑起阶级斗争；在中国其思想和社会基础都存在，因而非常危险，足以毁掉民族复兴大业。
追根溯源这一切，是一个“怕”字：怕老百姓，怕群众造反。这是忘本；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两条已经丢了一条，只剩下“相信党”，一条腿走路了，迟早会跌跤子的。当今的群众复杂多了，群众路线急需创新，但人民是主体没有变，他们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需要足够的空间和好的制度来释放。全面控制不是“治大国如烹小鲜”，而是出力不讨好，很可能最终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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