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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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动态社会,依靠的是知识更新而不是经验积累,是创新而不是传统,因此它以青年为中心。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为老人设计的;官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上去,到最高层时一般都六七十岁了,和最年轻的成年人整整差了三代。这个制度的特点之一是领导班子以年龄划代。每一代领导班子成员的背景都很相似,彼此间有共同的语言,容易形成共识。然而这种共识往往不被年轻人所接受。

三代的差别在节奏缓慢的传统社会里算不得什么。长者不光不会落伍,他们一生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使他们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这些经验不会过时,且越老越炉火纯青。因此,传统社会以长者为中心。然而在发展变化一日千里,新事物、新技术、新产业、新前沿层出不穷的今天,这个逻辑行不通了,老年人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就连新加坡这个有儒教尊老敬老传统的国家也不能幸免,看看那些早过了退休年龄,还在熟食中心收碗碟,扫地擦桌子的老人们就明白了。

在民选政府的国家,代差不是一个问题。无论年龄多大,政治人物都必须长期、普遍、深入地和选民互动;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话语方式,都必须和多数选民一致才有当选的可能。很年轻的如奥巴马、肯尼迪等可以当选;很老者如里根、哈里森等也可以当选。正在角逐2016年总统宝座的桑德斯,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候选人之一,但他吸引了最多的青年选民。

中共党内也有形式上的选举,但自上而下的选拔任命仍是主要晋升途径。这造成了官员的行为取向从上不从下;官场的规则是上面往下提要求、发号令。每上一个台阶,就有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自由来实践自己的抱负。上一个时代所铸就的世界观就开始影响政策,往往造成一种“克己复礼”冲动,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个理想化的过去带了回来。过去领导现在,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

制度运作的封闭性也强化了这种代差。干部升到一定地位,就会被秘书、亲信、下属和求办事、拉关系的人群所包围,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消息不灵通了,信息走样了,自我感觉反而越来越好,似乎无所不能为。在中国官场的权利结构中,“领导”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实在太大了,并且往往责权不匹配。讨好上边,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乃至挤入领导的内层圈子,是仕途进步的不二选择。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太监文化”及种种潜规则。

现今的最高领导层都是1950年代和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年轻时代的境遇,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生活经验、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物质生活条件、工作行业等等完全没有可比性,共同的语言自然不多,注意力也不在一个方向上。但后者更适应当今市场化、全球化了的社会——中国的有钱的、创业成功人士绝大多数都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老一辈的人在文革和以前所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术和行为方式完全没了用武之地,只得靠死工资过节俭的日子。

执政在中国是一种威权式的全面领导,包括教年轻一代怎么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作风,向什么人学习,读哪些书,看什么电视节目;哪些话不能讲,应该追求什么理想和人生等等。由于代差,其效果可想而知。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就哀叹他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没有教育好年轻一代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酿成六四苦果。今天的中共领导完全承袭了这套思路,并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他们最近甚至试图恢复延安到文革时期所形成的正统。这些努力不仅收效甚微,还引起强烈反弹。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说教的内容枯燥、形式落后;更基本的原因是代差:新一代对老一套没有认同感,甚至觉得莫名其妙。

最高层恐怕很难感觉到这种反差,还以为一切进展顺利。这里有太监文化的蒙蔽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代差效应的另一种表现:从乡科级、县处级、厅局级到省部级、正副国级,越往上官员的年龄越大,背景就越接近最高领导层的背景,也越容易对最高领导的想法产生共鸣。而且越往上就越频繁地跟最高领导打交道,很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政治生态,让高层产生“一切顺利”的假象。殊不知这种共鸣和共识越往下越少,往往到了基层就无踪无影,只剩下莫名其妙了。

当然,不能用代差效应来否定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优点。这是一个严格按贤能原则设计的制度;干部都从基层做起,不断轮换岗位,扩展视野,积累经验,锻炼才干;每一次任命,每上一个台阶,每一年,每一届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只有佼佼者才有可能攀上顶峰。但这个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民众参与不足;其设计中几乎没有硬性的,正规、可靠、经常化的民众参与渠道,迫使百姓往往不得不采取非制度化的参与形式,如示威抗议,上访闹事,冷嘲热讽恶作剧等。这是消极、被动、破坏式的参与,而不是积极、主动、建设性的和当家作主式的参与。

要克服代差效应就必须扩大和强化社会的参与。封闭运作容易导致落后于时代、脱离实际的方针政策。“过去领导现在”和先锋党的性质相矛盾;执政的先锋党不能光靠意识形态来自我标榜先进,必须植根于广大群众才有可能推动社会进步。在这方面,中共传统的群众路线至少在理念上比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有一定优势,因为普选会使党丧失先进性和主导地位,沦为跟屁党;也会破坏其组织能力。

然而群众路线急需创新,因为现今的“群众”和毛时代农民的汪洋大海截然不同,不仅复杂多样化了,而且内部有诸多利益冲突。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在这个对其前途至关重要的领域里的创新几乎是空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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