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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方明:破解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匮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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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加强话语权的努力日益加强,前不久又提出加强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话语权”,显示了在全球治理、担负大国责任方面的决心和意志。

然而,美好的愿望需要实力的支撑,经济的“硬实力”并不代表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软实力”。其关键,在于人才。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21世纪的核心竞争是国际化人才的竞争。

国际化人才,指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以及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视野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准,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高层次人才。

很遗憾,国际化人才匮乏是中国面临的现状。中国尽管参与了许多国际组织,却很少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很难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少话语权。

不必和欧美相比,即便和近邻印度相比,中国也落后甚多。印度的国际化人才众多,在国际组织中的高管比例很高,在商业领域中同样强劲:2015年世界500强企业中,75名外籍CEO中印度占据10席,在外籍高级副总裁(SVP)中人多势众,比如说,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和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都是印度人。

中国国际化人才匮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全球治理大战略。笔者认为,其根本在于缺乏一套招募、培养、留住国际化人才的机制。

首先是招募机制僵化。和高考一考定终身一样,公务员也是一考定终身,考上就是铁饭碗。涉外系统招聘时,倾向于招聘外语好、听话的乖乖仔,然后以外事无小事的纪律加以培训。这导致思想敏锐、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很难进入涉外体系,而能挤破头进入的也很快“泯然众人矣”。这一体系的优势在于,有一大批办事认真、实操能力强的工作人员,但很难找出敢于决断、有创造力、有领导能力的高级干部,这让国际化人才的选拔陷入“蜀中无大将”的尴尬。

其次,这也和中国官员的晋升机制有关,晋升过程要么是领导安排,要么是论资排辈,缺乏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虽然有些单位实现竞聘上岗,但公开度、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私下勾兑太多。这和国际社会的公开竞争是不同的氛围。在此,笔者无意论证孰优孰劣,只是想表明,中国这种选拔机制出来的干部,很难适应国际组织和国际大公司的竞争体系。

再次,产学研之间的旋转门不够畅通。当下,不同部门官员之间调动频繁,国家机关和国企之间互通有无,偶尔也有学者客串一下进入官场,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旋转门。

其实,不然。所谓“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的机制。“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入政府并担任要职。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

随着当下反腐的深入,官员进入私人公司者大幅增加,而私人部门的精英一是缺乏进入政府的意愿,二是政府本身也没有吸纳体制外精英的机制。

当然,这也可能滋生腐败或游说,因为凡事均有正反两面,整体而言,这种体制内外的交流和整合有利于高端人才的培养。

最后,缺乏选用优秀人才的魄力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机制。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留学生总数264.47万人,2015年留学人数突破50万。这个庞大的人才库,可招募到各类急需的人才。然而,很多部门,尤其是涉外部门,对海外归来人员不够信任,很多部门甚至有着海外归国人员不能担任要职的潜规则。这就是不自信的表现,这样即便招来人才也难以留住。

这方面中国古人颇有自信。盛唐,即便突厥人、阿拉伯人,也可以凭本事谋高官;近代,民国那些部长们,很多美国名校的博士,学识渊博,谈吐儒雅,不高兴了就挥一挥衣袖辞官到大学当教授,这方可称之为人尽其才,方可成长出一流的国际化人才。

解决上述问题,化解中国国际化人才匮乏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从意识层面、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多方入手。

意识层面和制度层面短期内难以调整,在操作层面反而可以做些尝试。比如,人才招募要更加灵活,“不拘一格降人才”,英雄莫问出处,甚至有些高级岗位,可以聘请外籍人士。迪拜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欧洲人管理的成果。从国际组织得到高级管理岗位时,也不必一定要从某几个特定的部门选人,可以像古代发布“招贤榜”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拨合适的人选,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拨。这样选拨出来的人才,更有创造力和竞争性,更能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在国际制度建设和话语权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选拨,需要标准,专家认为,国际化人才应具备以下七种素质: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熟悉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熟悉掌握国际惯例;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独立的国际活动能力;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且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能经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做国际人的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华民族的人格和国格。

拥有这些特质的人才,或在体制内,或在体制外;或在中国,或在美国,也许在新加坡。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发现之,信之,用之。

(作者韩方明,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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