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其汇率盯住机制的管理仍在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关于人民币贬值的持续不确定性正在助长恐慌，通缩压力将席卷新兴市场，并严重打击利率已经达到或接近零水平（因此无法继续下降对抗输入性通缩）的发达经济体。
但最近的汇率焦虑其实是另一个事实的症候：中国增长战略从出口拉动型转向内需推动型的过程，远远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平稳。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美好前景仍然没有褪色。他们笃定地认为，在经历了30多年国家引导的增长后，现在中国领导人知道如何扭转低迷的经济。
这些乐观派的幻想受到供给派的挑战。供给派认为应该对中国低迷的国有部门采取休克疗法，并立即将中国尚不发达的资本市场融入如今动荡不已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药方。转变中国的市场力量不可能产生自一个停滞的经济中，如果经济停滞，这些措施将加剧通缩压力，导致灾难。
人民币所承受的持续贬值压力，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决策者对所面临的困境一筹莫展。比如，让人民币浮动是一个危险的选项。毕竟，中国经济仍在经历总体经济转型，估算能够锚定投机的长期均衡利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人们一直在怀疑数据质量、披露和决策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
但如果当前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无法锚定人民币、防止急剧贬值的话，给世界所造成的通缩后果将非常严重。此外，这些影响将反馈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从而制约货币贬值的刺激性效应。
稳定汇率的关键在于制定可信的发展政策。惟其如此，对人民币的压力，以及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压力才会有所减少，因为国内外投资者将能够看清楚未来情况。
树立政策信誉须要减少国家控制和担保的混乱微观经济刺激方案。此外，还须要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将成为新增长模式基石的新兴经济部门，从而重振总需求。
但是，和中国往常情况一样，这套战略充满矛盾。比如，缩小国有企业的规模是必要条件，但在需求已经十分疲软的情况下，这样做必将进一步抑制总需求。同样的，削减（通过政府指定银行贷款的）对僵尸企业的财政支持能够释放财政能力，让资源被导入有利于服务业和城市就业的新部门；但这也将加剧眼下的需求短缺，至少在一开始时是如此。
大刀阔斧地削减国有部门、期待通过紧缩实现转型绝不是可行的道路。经济历史学家，特别是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A. Bernstein）在其对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指出，转型中的经济需要强大的总需求让资源流入新部门。如果经济体的新旧部门都萎靡不振，资本形成将会熄火，升级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会收缩，结构调整也将会停顿。强大的总需求永远是成功转型的关键。
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来说，另一个同样巨大的障碍，是对中国混合市场经济的普遍崇拜，人们甚至不敢指名道姓地说出它的名字。简言之，眼下模糊的市场刺激有利于国有企业，因此不利于转型。
2012年初，中国领导层开始推动更强大的私人所有权，股市民营企业细分指数（sub-index）表现要好于国有企业细分指数，在上海和香港都是如此。但自2014年春以来，这一趋势出现逆转，国有企业细分指数表现好于民营企业细分指数。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和违约风险增加，国家担保的价值也水涨船高，让资本进一步远离民营部门增长。
这一混合制度显然导致信用分配不利于推动发展，同时产生并维持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这一既定模式为害尤甚，因为深刻的转型显然须依靠来自可靠的主权债券市场的融资，而如果一切隐性担保关于政府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ies）的不确定性得不到解决，主权债券市场就无法合理地起作用。
中国拥有通过可信改革稳定汇率的能力，特别是重新引导资源提振内需、让资源流向更新的高价值部门的政策。中国所需的改革无法在经济低迷中完成，也无法通过大规模汇率贬值完成。大规模汇率贬值将让中国退回出口拉动型增长时代，而西方需求的停滞意味着这根本不可行，只能徒劳地让世界陷入通缩。
作者Rob Johnson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主席，富兰克林和艾莉诺·罗斯福研究所（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Institute）全球金融项目主管。
英文原题：The China Delusion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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