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北京面对台湾青年世代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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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高层冒出了“亲中爱台”的说法引起侧目,论者或从道德、或从政治观点评述批判,没有同情到背后更强大的生物性。这种生物性不限于台湾、不限于华人,是在移民与殖民世代交替的生命铁则下,群体身份与政治范畴相互构成的体现,是潜意识的、缺乏话语的、肉体的、无法管理的。

亲中爱台反映的,是二战后第三代人对台湾既认同又疏离的情感,是在自由民主的内涵经历一再变迁与遭到掏空后,充满后殖民健忘性格的即兴替代。要深入亲中爱台这样的语言政治的精神内核,最有帮助的方法,是追踪自由民主价值在台湾战后三代人的实践中,其命运如何跌宕起伏。

除了在两岸对峙的内战前期,自由民主作为台湾身在西方阵营的口号,以对比中共发动土改、公社、文革的喧嚣无度。其实,台湾上下并没有促进自由民主的动机,阳奉阴违实为常态。真正将自由民主付诸行动的,是李登辉治下的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但是即使有政治改革的行动,结果却既不自由,也不民主。

李登辉坦言,民主化最重要的目的是本土化,也就是向老国民党夺权。不过,他的本土化能有自由民主作为工具及包装,必须归功于老国民党中已然失势,却因李登辉的知遇之恩而得以襄助他的战后外省第一代。他们并非不了解李登辉的台独能量,所以就有内在压力要给反台独的自己,找到重出江湖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以民主统一中国。因此,当时就有了两岸之间是制度竞争的新提法——台北代表自由民主,北京代表威权专制。以民主化进行制度竞争,一方面牵制李登辉走台独,另一方面却也等于让他向老国民党夺权,更加师出有名,双方可说是相得益彰。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成为第一代人说服自己不是台独的暗号。

第一代老成凋谢以后,以战后第二代为领导的台独锐不可当,于是自由民主的意义不变。1990年代初期,新兴的台独实力不足,隐忍不讲自由,而讲国家安全,作为暗号影射两岸是两个国家。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台独羽翼渐丰,便将国民党与大陆共同归类为威权专制,以推翻国民党作为阶段性的台独替代。

战后第二代传承殖民现代性,没有民主文化,只有民主话语,但这极其重要,因为战后国民党贬抑日本殖民统治,导致殖民现代性失去正当性。在不能明目张胆回归殖民的失语情境下,独尊美国时尚的自由民主话语,并对一党专政表达厌恶,就成了台独与后殖民社会重新翻身,建立文明骄傲,睥睨大陆的便宜话语。

在台独主政的情况下,省籍分化、统独斗争、两岸冲突愈演愈烈,对战后第三代形成莫大压力。第三代在以台湾为政治范畴的边界意识中成长,距离日本殖民统治与中国内战的年代遥远,不复记忆,成为所谓天然独的一代人。他们不耐上一代的撕裂政治,对两岸纷争疏离,对中国人的身份感到排斥,但自己又没有答案。

这岂是台湾才有的现象?东南亚华人所经历的世代交替,同样是向在地的政治范畴认同,也就是摆脱华人认同,争取在地平等的公民权,他们因而厌恶上一代继续卷入中国问题之中。有的戏称上一代为“中华胶”,有的直率批判他们活在内战阴影中,甚至在新加坡的例子里,洗刷华人国家的印象自始是其国家安全最高原则。

政治范畴在地理上的划定,远远超出任何移民第三代所能置喙,但是由于既有的政治范畴已经根深蒂固,对第三代而言,这像生物性一样的不必多言,是直觉的。虽然不排除有人年长之后对土著的压迫感到绝望,重新在身份上发生再华化,故意凸显差异以博取自尊,然而这样的体会势难在青年阶段出现。

台湾则继续陷入重划政治范畴的斗争之中。第三代人所看到的,就是身份政治造成上一代的撕裂,也造成两代的相互责难,尤其是噤声已久的外省第二代及他们那认同在地的第三代子嗣之间。对第三代人而言,他们和一起成长的同侪不分家中省籍或统独,都有摆脱的愿望,民主自由的意义就在他们身上实践出新的内涵。

一言以蔽之,民主自由就是拒绝身份政治的自由、拒绝选边的自由、拒绝传承的自由。对于大陆,有资源可用就用,有机会争取也可争取,但不接受任何人用身份问题来骚扰,否则就翻脸。如果失去资源,丟掉机会,也无所谓,宁可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经营小的幸福感,不必非要在神州大陆叱吒风云。自由民主,是盾牌。

亲中爱台的话语当然是投机政客的暧昧表态,台独领导人口中讲出来也确实恶心。不过,他们有意无意中投射的,正是第三代人的一种身份宣告,但与其说是宣告,不如说只是要从身份政治中解放而不可得的沮丧。他们所能渴求的,无非就是在肉体上已经完成圈地的势力范围内,什么都不必想的自由。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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