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的一些领域，表现出很大的混乱和各种政策之间的冲突。从顶层设计来看，政策目标的确定相当理性和科学。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的主题，就是要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改革方案。对所有这些改革方案，无论从政府到社会都是有高度认同感的。不过，一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要不执行的结果走向了反面，要不执行不下去。产生这样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确定的目标，和追求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不一致性。在一些场合，甚至出现手段本身取代了目标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通过产业升级等举措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把国家提升成为制造业（而不仅仅是加工业）强国。政府也制订了相关的工业发展规划，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就业问题，也扩展社会创新的基地。为此，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不过，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至少在一些地区如此。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金融经济（包括互联网金融）本来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工具，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业和互联网业，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和互联网业，前者到目前为止还不很发达，没有发达的金融业，很难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则是新经济形式，中国没有、也不能缺席。问题在于如何处理金融和互联网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在政策层面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了对金融和互联网业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足，促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这两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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