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新闻是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SpaceX公司制造的超级重型火箭“猎鹰重型”发射成功，被普遍视为是人类殖民外太空（火星）的开始。另一条则是德国工会成功争取到了28小时工作周的权利。
大概谁也不会把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来考量，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一定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这两者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表现，人们可以对未来抱有最美好的梦想。
不过，如果再进一步探讨这两件事情背后的故事，最能解释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高度不平等的现状和根源，同时也可预见人类社会更不平等的未来，以及可能解决不平等的方法和新社会形态的产生。
实际上，一些西方媒体就把“猎鹰重型”的发射和人类不平等画上等号。英国一家媒体就说：“观看一个亿万富翁花费9000万美元把一部10万美元的汽车送入太阳系远端，没有比这个更能体验21世纪全球不平等的悲剧了”。不过，诸如此类的“抱怨”毫无用处，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人类不平等的大趋势。
不平等自从人类产生之时就开始了。自古以来，不同文明普遍性地痛恨不平等而追求平等，不同文明也发明了不同的方法来对付不平等，尤其是高度的不平等，包括宗教、种姓制度、造反（劫富济贫）、强制性政府等。
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人们并不认为不平等是制度造成的。近代以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把不平等的根源转移到了制度层面。法国大革命使人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消灭不平等，造就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通过革命性的制度变革来追求平等，构成了近代以来历史的一条主线，最显著地表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
不过，不管怎样的革命和怎样的制度变革，人类的不平等（至少就收入来说）不仅没有减缓，反而一直在恶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波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全世界各国（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面临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问题。这些年来，无论是学术界和政策界，人们讨论最热烈的也是不平等问题。今天由不平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冲击着很多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但无论如何追求，不平等越来越甚。为什么不管什么样的制度都难以解决平等问题呢？简单地说，这与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的天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如果说追求平等是人类的本性，那么追求不平等也是人类的本性。
回到本文引用的两则新闻，有人追求更短的工作时间，有人追求更长的工作时间，两者都是天性，但结果造成的则是巨大的不平等。当然，人们也可以用其他情感性和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差别，例如一方面是对“权力”“财富”“卓越”等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平庸”“懒惰”“堕落”等等。
事实是，当德国工会为争取少工作而努力的时候，马斯克则在争取更多的工作时间。前者争取到了一周工作28小时的权利，而后者则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前者视少工作为自己的权利，而后者也视工作更长时间为自己的权利。两者都有冠冕堂皇的理性，前者为了照顾老人小孩，甚至关爱社会，而后者则是追求人性的卓越。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同人性之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永无止境地讨论的收入差异问题。别的不说，周工作时间28小时与周工作时间100多小时，这两个人类群体能够实现平等吗？这样的两个群体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什么样的结局才是社会公平呢？收入差异是真的，因为它是一个数据问题，但社会公平则很难衡量，因为它是一个伦理或者道德判断问题。一个人人只能工作28小时的社会或许会变得平等，但这个社会会公平吗？如果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人性差异，那么不平等便会是永恒的。
现代的“牧民社会”
一个历史现象便是，平民需要英雄来拯救，但英雄经常被平民所“杀死”。原因很简单：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难以生存。既然贫民成不了英雄，只好选择“杀死”英雄。经验地看，一些社会也有作了很多努力去改变这种人性差异，即限制那些追求“卓越”的人们的权利。不难理解，近代以来，追求平等是诸多革命的原动力。
在使用革命手段的地方，人们大都是通过劫富济贫甚至消灭富人来实现社会公平的。不过，结果往往是相反的，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和难以承受的，因为通过限制追求卓越的结果便是人人都沦落为贫穷。
但是，一些社会也找到了更有效的手段，即“牧民”。“牧民”的思想早见于中国古代经典《管子》。《管子》的第一篇就是“牧民”，大致意思是说，统治者要创造足够的财富，把老百姓养起来。“牧民”就是承认基于人性差异之上的人的差异，在承认人类差异的基础进行统治。
非常惊讶的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西方基督教，人们对“牧民”这一点并没有异议。今天，即使对各国政治抱激进批评态度的西方左派，也接受了“牧民社会”，并且是争取实现“牧民社会”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
在制度层面，“牧民”体现在产生于欧洲的福利社会。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是必然的产物。人类不平等历史上从来就有，但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急剧地加深了人类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的程度超出了人类可以承受的时候，就有了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需求。产生于德国（俾斯麦时代）的第一个人类社会保障制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对当时的德国政府而言，这一社会保障制度与其说是为了保障劳工的权利，倒不如说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运作。
之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们有了全新的“思想”，即社会保障是人的权利，并且是天赋权利。因此，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并非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逻辑。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争取各种社会保障还是更短的工作权利，都属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思想。
不过，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像今天那样接近过“理想的”“牧民社会”。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致的。第一，权利概念已经深入平民的人心。在发达国家，尽管福利社会负担沉重，成本极高，但没有人会有“去掉”福利社会的想法。即使是福利社会的反对者也没有这种想法，他们充其量是要减少福利。福利社会的支持者当然继续要求着更多的福利。而更多的人则思考着如何改善福利制度，使得这一制度变得更可持续一些。第二，技术手段所提供的可能性。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的发展正在急剧改变资本和劳工的关系。这些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减少就业，另一方面制造巨量的财富。
今天的技术手段使得掌握或者掌管这些技术的群体，在不需要大量人工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这使得这个群体具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劳工群体实现其“权利”的要求，例如更短的工作时间。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牧民社会”的雏形。一些国家开始实验把工作和薪水分离开来的制度，即使不工作，每一个公民也都可以领一份工资。这是个全新的“思想”。工资是工作的产物，没有工作便没有工资。现在，既然不工作也能领工资，这便是典型的“牧民社会”。
无意识地乐意受监视
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牧民社会”在缓解甚至解决数字上的人类不平等的同时，更在加剧着人类社会在其它方面的不平等，并且是更大的不平等。近年来，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又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恐惧于这种“监视社会”的崛起，使得人类完全失去了自由。不过，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社会已经远远超越奥威尔所描述的“监视社会”了。
奥威尔所描述的“监视社会”还是政治权力所为，在被统治者中间存在着“抵抗意识”。但现在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说，平民的所需、所想、所为都是资本或者权力“程序设计”的结果。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更文明、更软性的手段，普通民众不仅仅没有感觉得到其“强迫性”，更是“无意识地”、非常乐意地接受。
更为严重的是，当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有任何“被强加”的意识。在“监视”转化成为“自我监视”的情况下，“牧民”的成本越来越低，“牧民社会”也越来越具有可能性。
世界范围内，“牧民社会”在不同的社会的表现形态也必然不同。在那些资本占主导的社会，普通民众或许仍然拥有一定的“自治空间”。这种空间既来自民主制度，也来自资本之间的竞争。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政府权力的基础是民众的选票。
人们可以假定，掌握政府权力的人也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一方面要依靠资本进行“牧民”，另一方面对这种社会的本质是有意识的，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来抵抗“牧民社会”。资本的竞争更为重要。只要资本是多元的，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而竞争也构成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这种互相制约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定的自治空间。
而在那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的社会，情况则会很糟糕。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一体化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会趋向于零。因此，“牧民社会”很可能演变成为非常典型的“圈养社会”。整个社会犹如一个“羊圈”，人们可以安稳地生活在这个“羊圈”之内，并且时时刻刻地受“监视”，一旦越出“羊圈”就会招来政府的干预，受到惩罚。
互联网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明，在各个方面改写着人类的历史。这样一种“牧民社会”一旦形成，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是人类的解放、权利的获得？还是人类的高级奴役和权利的丧失？人们已经在体验着这种社会，但还没有开始思考和反思这种社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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