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代的“革命”与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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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察家认为,治理危机由当代新一波革命所引发,而革命主要表现为激烈的和暴力的社会抗议。(示意图/取自Pixabay)
很多观察家认为,治理危机由当代新一波革命所引发,而革命主要表现为激烈的和暴力的社会抗议。(示意图/取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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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治理,无论是传统的专制还是民主都很快失去统治能力或者有效管治能力,面临深刻的挑战与危机。很多观察家认为,治理危机由当代新一波革命所引发,而革命主要表现为激烈的和暴力的社会抗议。在那些发生社会抗议的国家和地区,尽管革命有其内部根源,但很多抗议是由外部国际环境的变迁而引发的,甚至就是直接由外力触发的。


这一波革命始于2010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然后到处蔓延。荒唐的是,这一波“革命”的“初心”(即革命发动者的意图)就是为了改善治理制度。对西方而言,西方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终的制度,而其他所有形式的制度最终都会被西方式制度所取代。西方对这一点的自信几乎是自明的,无需多加论证,反映在盛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上。人们都知道经济上西方有“华盛顿共识”之说,但实际上西方在政治上也有一个“华盛顿共识”。


西方国家,其政府、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无一不是把西方的治理经验视为具有普世性的,是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所必须接受的。西方的治理理论以普世性理论形式出现,不仅西方深信不疑,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界也相信。因此,不难理解,颜色革命的参与者(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是相信革命就是要推翻非西方式政体而建立一个西方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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