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冠病疫情与制度之争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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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扩散,和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争。(取自Pixabay)
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扩散,和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争。(取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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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扩散,和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争。


先是西方媒体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制度,认为是中国的“专制”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对病毒信息的隐瞒,才导致后来的大规模扩散;很多西方媒体也认为冠状病毒是中共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最终会导致中共的垮台。等到中国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扩散,严防病毒再次回来,同时不仅恢复经济,而且向世界各国提供医疗救助物品,轮到中国媒体批评和指责西方体制。


令人惊奇的是,和西方媒体一样,中国媒体也强调体制的作用,认为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而中国政府成功抗疫则是因为中国的“举国体制”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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