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超级全球化”与人道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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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因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国老百姓生命的时候,人们就必须严肃检讨和拷问全球化了。(图/Pixabay)
当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因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国老百姓生命的时候,人们就必须严肃检讨和拷问全球化了。(图/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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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导致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大危机。每天有无数人染病,也有无数生命逝去。从健康到染病再到死亡,这是一个并不长的过程。如果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智慧的意义就在于拯救生命。不难理解,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争论,即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拯救生命,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一直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经济学人》,2020年2月18日发表一篇题为《类似冠病那样的疫情在非民主国家更为致命》的文章,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主要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


《经济学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西方的疫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峻。如果在今天,《经济学人》可能要考虑是否可以发表这样的文章了,因为很难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宏大的论断。冠病横行,没有国别的认同,更没有政治制度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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