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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印度对西藏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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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和平解放时印度对藏政策

昌都之战藏军一击即溃,西藏顽固派势力企图以藏军抵抗解放军入藏,继续维持游离于中央政府,保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的希望破灭。西藏上层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摄政达扎提前交权,十四世达赖得以亲政。在动摇分子的影响下,达赖集团出走亚东,准备逃往印度。

而与此同时,印度企图继承英国在藏的侵略权益,在中共打败国民党之前就一直鼓动西藏噶厦乘机以反共为名驱逐汉人,剪断同中国中央政府的传统从属关系。 印度一直鼓吹中国对西藏享有的只是宗主权,而非主权(“recognizing Chinese suzerainty but not sovereignty over Tibet ,and protecting Tibet’s autonomy by recognizing its treaty making piowrs,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India”) 。 因此反对中共方面企图以武力弹压西藏分裂势力,鼓吹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解放军入藏深表疑惑.1950年,印度政府乘朝鲜战争发生,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机会,在中印边界东段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特别是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印度实际上利用中共解放西藏的有利时机造成以麦克马洪线“为边界的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接受。

另一方面,印度虽然数次照会对解放军入藏表示抗议,但经中国方面答复后,认为在中国方面尊重其在西藏商务代表等方面权益的条件下, 弃了支持西藏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的呼吁. 印度虽然表示若达赖坚持前往印度避乱,将会给予协助,但在西藏内部留守派占了上风后,印度并没有大力怂恿达赖出逃,反映了印对华友好的大政方针,也表明了印度对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既定事实的承认.可见印度方面仍认为维护中印之间的友谊和平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在英国等极力希望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讨论时并没有积极支持,致使英 国等也最终以西藏非主权国家为由而拒绝将其列入联合国讨论的议程.

印度也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0月30日印度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开始互派友好访问团进行访问。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两国都进行了高规格的接待,也正是在周接见印度访问团时,周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本原则。并较为妥善的处理了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所面对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达成协议并于1954年4月29日签署了<<中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

反映了当时两大国刚刚独立都渴望独立自主,国家主权得到尊重维 护,百废待兴,都急于恢复和发展自身的国民经济,并且作为争取民族 自由独立解放远动领导人出身的执政者,初掌政权,都有一股执政的清 新之风,特别是印度自身也深受尼赫鲁理想主义影响,渴望国际和平安 宁。这和50年代末期以后的政治指导思想截然不同,而且从中国方面 讲,中共刚刚获得政权,因而坚定不移地执行统一祖国的方针,也因其 反帝反霸的姿态,赢得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 尊重和谅解,同时中苏结盟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因而印度也希望巩固中 印传统友谊。故而虽然仍希望将西藏作为两国间的缓冲地带并且 从宗教文化上影响西藏但对华友好仍是主流。

二、达赖滞留印度时印度对藏政策

1956年4月,由于一时偏离了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西藏地区形成了民主改革迫在眉睫的气氛,有些人不能适应,个别地方甚至有人闹事,与此同时,西康地区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叛乱,叛乱分子包围解放军,引发了双方间的冲突,影响了西藏的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印度方面成立了由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挂帅的纪念委员会,高规格的纪念释迦牟尼涅2500年,并邀请达赖和班禅出席。印度政府还派出其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潘特等专程来藏活动,三大寺力主达赖此行,可是达赖到达印度噶伦堡后,就处于西藏流亡分子的包围之中,流亡分子极力鼓动达赖对抗中央,分裂祖国,他们肆意捏造事实,并和西藏内部的叛乱分子相勾结,企图利用西康局势的不稳,进一步煽动西藏的局势动荡,制造汉藏矛盾和隔阂。达赖当时一方面正如他自己在和周恩来总理谈话时说的那样他年龄较轻没有政治经验,另一方面,也就是更为重要的是达赖本身作为西藏反动的农奴制度的极大的收益者,竭力希望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达赖一直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当时,印度也有不少反华分子对于达赖集团大肆拉拢,印度反华派希望将达赖留居印度,以此增强自己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影响力,甚至企图将西藏从中国的领土中分离出去。印度的特务机关和接待人员明目张胆地煽动达赖搞独立,组织流亡政府,使西藏脱离中国印方同时也挑拨西藏内部的团结,特别是挑拨达赖和班禅的关系。

对此,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新德里进行了三次劝说,虽然当时苏共二十大后出现了反共的高潮,中苏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总体上国际局势是稳定的,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的,中国国内也出现了顺利完成三大改造热情高涨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场景。尼赫鲁不得不改变初衷,承诺把达赖、班禅送回中国。达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

达赖滞居印度时,印度的对藏政策可以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方面,印度反华分子和西藏分裂分子紧密勾结起来并有和美国中情局合作劫持达赖前往美国的企图,并且印度政府对于利用印度作为西藏分裂势力的大本营也是实行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总体上印度仍和中国维持了睦邻友好的政策,并且尼赫鲁总理还亲自劝说过达赖回国,实际上说明直到当时对华友好在当时印度政府的公开政策中仍是主流。

三、达赖叛逃后印度对藏政策的转变

1959年3月,达赖以去西藏军区看戏为掩饰,自己躲进罗布林卡不露面,并且指使下属在拉萨市发动叛乱,并且很快波及整个西藏。达赖集团乘机乱中出逃。达赖在进入印度前,曾派三名人员送交达赖致尼赫鲁总理要求“政治避难”的信。4月18日,达赖一到印度的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立即向在此的一百多名记者散发早已准备好的‘达赖喇嘛声明该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露骨地鼓吹‘西藏独立’,并‘断然声明’达赖的叛逃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劫持。随后不久,达赖在4月12日即同尼赫鲁进行交流时,指出自己将希望寄托在印度身上。正是在印度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达赖得以很快的成立所谓的流亡政府,并在9月有召开所谓的“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所谓的“西藏噶厦政府”形成自己的境外政治集团,达赖一伙逃到印度后,印度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和“善意”,又是给达赖集团划出土地以供其“安居”,又是给达赖集团提供经济帮助和武器装备,以供其“乐业”,同时,印度政府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交涉和国际法准则,别有用心地给达赖及其集团提供和创造大放厥词,混淆视听的机会、场所。与此同时,印度媒体也乘机掀起反华高潮,有人公然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提出印度应成为英国在西藏权益的继承者,并叫嚷召开再一次西拉姆会议。

而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3月17日至5月4日在印度议会连续八次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他把西藏局势说成是“悲剧”,他“同情”西藏的农奴主,把农奴主的叛乱说成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情绪”。他强调所谓印度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和“感情”,以此作为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他一再表示同情所谓“西藏人的自治的愿望”,把中国镇压西藏叛乱说成是“武装干涉”还竟然说什么中国“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

西藏叛乱发生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9年3月22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他不但要求把东段9万多平方公里和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而且要求把西段一向在中国管辖下的3.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 同时,在遭拒绝后,不断通过使用武力片面改变边界现状,造成多次武装流血冲突,虽然中方一再克制忍让,但印度方面却以为是中国方面软弱,更加刺激了其扩张的野心.。由于尼赫鲁得到苏联的支持,就更加嚣张地在中印边界上进行武装渗入和蚕食,1959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我国领土,挑起了更为严重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

印度方面之所以敢于挑动达赖叛逃,并进而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源于印度方面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两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且程度不断加深,实际上中国在外交上既遭西方阵营的敌视又孤立于东方阵营,且中国国内已经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内经济极为困难,也使得中国对外不得不处于守势,害怕同印度冲突扩大,而与此同时,西藏地区分裂分子的活动却极为嚣张。因此,印度感到正是利用西藏上层排挤中共在西藏的势力,扩大自己影响的有利时机,而叛乱失败后接纳达赖势力又可对中国打西藏牌迫使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并能起到转移国内视线,掩盖印度自身复杂的种族和民族矛盾的多重作用。

当然,事实证明尼赫鲁的分析是错误的,反倒是因为达赖流亡问题和边界冲突导致了中印关系的全面恶化并为1962年的边界战争埋下了祸根,而这种紧张局势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得以缓和。两国关系的恶化只是为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蒙上了阴影,并为西方国家从中渔翁得利提供了方便,并且这种毒素直到今天仍有不断不断的发酵的可能,虽然2008年印度总理辛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但对于边界和达赖问题上双方仍是表现得异常谨慎,不敢轻易突破。

广州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舒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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