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丁玲的那一道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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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瓢饮

我又翻出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读后仍觉大好。我以为,就丁玲的小说而言,这篇无疑是最精彩的一道霞光,她后来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不如这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1年初,这时的丁玲,在陕北苏区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可是,就在这样的时空里,丁玲还是逸出了政治紧箍咒。

这个短篇的叙述者“我”,应该就是丁玲本人。我被派到基层的霞村静养两周,趁机整理笔记,收集素材。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贞贞的女子。贞贞长得美,被日军强行带走成了慰安妇,但她不同一般女孩子,她有思想有个性,同时为共产党做谍报工作。借用王德威的话,就是:“她的身体既被日军利用,又被共产党利用。”得了性病后,她回到霞村,村民们都瞧不起她,对她指指点点。她最终决定出走,到延安养病,继续学习。叙述者“我”对贞贞充满同情。取名“贞贞”,也是对这个失去贞洁女孩的尊敬。

这篇小说的叙述观点让我想到菲茨杰拉德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窥视故事里的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冷静、超脱、准确。我猜测,丁玲这篇,想必影响了茹志鹃后来写的《百合花》。

1928年,丁玲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掀起女性叛逆和性解放的思潮,轰动一时。她写“莎菲”时,文字还有很浓的五四文艺腔,但到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语言变得朴实克制了,丁玲的才华是不容置疑的。丁玲一生爱过的男人不少,湘女多情,在她身上得到证实。但她翻起脸来,也很无情。丁玲晚年复出,1980年发表《也频与革命》,文中对老友沈从文的旧文《记丁玲》,提出了极其激烈的指责。丁与沈的“文坛公案”,绝大多数人站在沈从文一边。实际上,沈与丁的事,可能不那么是非分明。当年胡也频、沈从文、丁玲,三个漂泊的年轻人,光明俊伟,都在寻求活着的意义:政治的、文学的、身体的,他们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后来胡被国民党杀害,沈丁后半生矛盾日益加剧,人生的讽刺与无奈,莫过于此。

1981年,应聂华苓邀请,丁玲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很多台湾来的作家对民国有一份浪漫幻想,大家都来看大胆新潮的“莎菲女士”,结果大失所望,没想到晚年的丁玲,外表和言行都是标准的马列老太。那一期写作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艺术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这两个女性,居然在爱荷华有了交集,聂华苓后来说道:“实际上桑塔格也是左派,她知道丁玲经历了什么,所以对丁玲很感兴趣。不过她们的谈话并没有政治意味,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大家就是吃饭,聊天,玩儿。”丁玲晚年还是很左,没有像巴金那样反思,对毛泽东也是一如既往的崇拜。她的一生,始终不渝追求革命、追求共产党,但共产党还是和她“过不去”——下放北大荒,打入监狱,让她吃尽了苦头。丁玲最终没能像苏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那样从苦难中升华,她也不甘张爱玲式的寂寞或冰心式的清欢,她一辈子在滚滚红尘中折腾。

有趣的是,张爱玲为了研究经费,一度要写丁玲,当然不为她的小说,而是为她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的一生。张还是很有“选题”眼光的,可惜,这个计划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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