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娜:备忘录

1989年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海外与本地作家一起探讨华文文学。左起:也斯、蒋勋、李欧梵、张大春(被李欧梵遮住)、杜南发、韩山元、郭宝崑、英培安、林也和严思。
1989年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海外与本地作家一起探讨华文文学。左起:也斯、蒋勋、李欧梵、张大春(被李欧梵遮住)、杜南发、韩山元、郭宝崑、英培安、林也和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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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眼

我又想起1989年6月那个谈文论艺的早上,那也许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年代,但世事变幻无常,历史的洪流有时真不是由着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愿可以逆转。

通过电话与人在香港的李欧梵教授做了越洋访问,话题结束之前,我们聊起了1989年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

那时正发生六四事件,李欧梵和几位来自台港的作家,在会上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沉痛,那天的谈话,或许勾勒起李欧梵对那段时光的某种记忆,他说,那是他人生历程上重要的一件事。

放下电话后,我也想着1989那一年的文艺营,我想起的是,那一年文艺营引起的一场有关本地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争议。这事件虽然说不上掀起大风浪,却也为一贯低调的华文文坛吹起一阵涟漪。

那一届文艺营的主题是“文学发展与发展文学”,文艺营闭幕后的次日早上,受邀到访的海外作家李欧梵、蒋勋、也斯、张大春与本地几位学者及作家杨松年、英培安、郭宝崑、杜南发、潘正镭、林也、严思等齐聚醉花林俱乐部,针对这个主题,围绕着华文文学,碰撞出文学的火花。之所以引起争议,事关座谈会上,郭宝崑以英文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的作品被列为剑桥会考考试范围为例,提出“不学华文也能产生新视角”的看法。

座谈会后来整理成文稿刊登后,引起舆论的回响与争议。当时也在座谈会现场的英培安,后来在早报发表了文章,直言他好些写作界的朋友,看到会议记录后颇为不满,同时也不满当天在座的本地华文文艺作者,没有针对郭宝崑的看法做出反驳。英培安道:“因为这是个‘发展’华文文学的座谈,我们出席这个座谈,主要是关心如何‘发展’华文文学……总不可能建议华文作家因此就改用英文来写作吧?因为这不是‘发展’而是‘打击’华文文学!”

那时华校与华文教育已无力回天,正在暮色苍茫中逐步走进历史,一句“不学华文也能产生新视角”无疑触痛了大多数关心华文与华文文学的人的伤口。

二十数年前的旧事了。这个因文艺营座谈会所引起的争议,也已走进历史,回头看去,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宗二十多年前的文坛旧事?

说来真巧,近日正读着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刚出版的,由柯思仁、许维贤编选的《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读本选出二战后至今的22篇新加坡华文小说,两位主编在编选过程中搜索了近70年来,横跨几个世代的新加坡华文小说,他们认真的写着导论,说出编辑工作中所思所感:“新加坡独立建国以來的华文文学,如果单以文学质量而言,1980年代可说是花攒锦簇枝叶茂盛的时代,那是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诞生的年代,这些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于中台港优秀的文学作品。当1980年代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在新加坡日落西山之时,很吊诡的是,那也是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化自建国以來最璀璨的文学时代。”

读着这番话,几分欣喜,几分伤感,不知为何,脑子里蹦出了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备忘录》试图对新加坡华文小说做出整体的反思与检视,柯思仁、许维贤并将新加坡华文文学视为“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

关于“备忘录”,两位主编说得好:“由于华语语系社群在这里被弱势化,新华文学的特色形同备忘录的功能,一直都在记忆和遗忘之间进行挣扎,这也意味它在本土社会存在的历史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越来越大于其国家功能的实际意义。”

读着这番话,我又想起1989年6月那个谈文论艺的早上,那也许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年代,但世事变幻无常,历史的洪流有时真不是由着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愿可以逆转,就如《备忘录》两位学者的研究心得:“近30年来,80年代前成长于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的作家仍然书写不辍,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新一代作家,在区域与国际局势转变、中国崛起的时代,继续为华文书写注入新的生命力。新加坡的华语语系文学,必须对应于新阶段的中国因素,以及这个因素对于新加坡社会族群组合与互动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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