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眼
我又想起1989年6月那个谈文论艺的早上，那也许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年代，但世事变幻无常，历史的洪流有时真不是由着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愿可以逆转。
通过电话与人在香港的李欧梵教授做了越洋访问，话题结束之前，我们聊起了1989年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
那时正发生六四事件，李欧梵和几位来自台港的作家，在会上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沉痛，那天的谈话，或许勾勒起李欧梵对那段时光的某种记忆，他说，那是他人生历程上重要的一件事。
放下电话后，我也想着1989那一年的文艺营，我想起的是，那一年文艺营引起的一场有关本地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争议。这事件虽然说不上掀起大风浪，却也为一贯低调的华文文坛吹起一阵涟漪。
那一届文艺营的主题是“文学发展与发展文学”，文艺营闭幕后的次日早上，受邀到访的海外作家李欧梵、蒋勋、也斯、张大春与本地几位学者及作家杨松年、英培安、郭宝崑、杜南发、潘正镭、林也、严思等齐聚醉花林俱乐部，针对这个主题，围绕着华文文学，碰撞出文学的火花。之所以引起争议，事关座谈会上，郭宝崑以英文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的作品被列为剑桥会考考试范围为例，提出“不学华文也能产生新视角”的看法。
座谈会后来整理成文稿刊登后，引起舆论的回响与争议。当时也在座谈会现场的英培安，后来在早报发表了文章，直言他好些写作界的朋友，看到会议记录后颇为不满，同时也不满当天在座的本地华文文艺作者，没有针对郭宝崑的看法做出反驳。英培安道：“因为这是个‘发展’华文文学的座谈，我们出席这个座谈，主要是关心如何‘发展’华文文学……总不可能建议华文作家因此就改用英文来写作吧？因为这不是‘发展’而是‘打击’华文文学！”
那时华校与华文教育已无力回天，正在暮色苍茫中逐步走进历史，一句“不学华文也能产生新视角”无疑触痛了大多数关心华文与华文文学的人的伤口。
二十数年前的旧事了。这个因文艺营座谈会所引起的争议，也已走进历史，回头看去，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宗二十多年前的文坛旧事？
说来真巧，近日正读着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刚出版的，由柯思仁、许维贤编选的《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读本选出二战后至今的22篇新加坡华文小说，两位主编在编选过程中搜索了近70年来，横跨几个世代的新加坡华文小说，他们认真的写着导论，说出编辑工作中所思所感：“新加坡独立建国以來的华文文学，如果单以文学质量而言，1980年代可说是花攒锦簇枝叶茂盛的时代，那是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诞生的年代，这些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于中台港优秀的文学作品。当1980年代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在新加坡日落西山之时，很吊诡的是，那也是新加坡华语语系文化自建国以來最璀璨的文学时代。”
读着这番话，几分欣喜，几分伤感，不知为何，脑子里蹦出了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备忘录》试图对新加坡华文小说做出整体的反思与检视，柯思仁、许维贤并将新加坡华文文学视为“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
关于“备忘录”，两位主编说得好：“由于华语语系社群在这里被弱势化，新华文学的特色形同备忘录的功能，一直都在记忆和遗忘之间进行挣扎，这也意味它在本土社会存在的历史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越来越大于其国家功能的实际意义。”
读着这番话，我又想起1989年6月那个谈文论艺的早上，那也许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年代，但世事变幻无常，历史的洪流有时真不是由着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愿可以逆转，就如《备忘录》两位学者的研究心得：“近30年来，80年代前成长于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的作家仍然书写不辍，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新一代作家，在区域与国际局势转变、中国崛起的时代，继续为华文书写注入新的生命力。新加坡的华语语系文学，必须对应于新阶段的中国因素，以及这个因素对于新加坡社会族群组合与互动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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