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繁花里的新加坡人

作者手绘《繁花》插图:少年阿宝和蓓蒂在屋顶看上海。
作者手绘《繁花》插图:少年阿宝和蓓蒂在屋顶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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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叙事里的欲望花园何以变了模样?《繁花》里的“新加坡人”只是写实的“这一个”,还是另有象征意义?

金宇澄《繁花》的好处是,翻开书可从任何一页读起。30多万字,随便截取哪个片段,都能被带入那时代的上海。

夜里失眠,随手拿起朋友还来的《繁花》,本来斜躺,读着读着坐直了:以前怎么没注意,《繁花》里竟有一个新加坡人!

如果给第26章加个标题,可叫“李李夜会阿宝”。

李李是《繁花》里第一艳女,也是最叫人心疼的人物。回到上海开“至真园”餐馆前,她在广东和澳门有段惨痛刻骨的奇诡遭遇。上海男人阿宝温雅礼貌,祖父大资产,父亲落魄革命者,文革中被赶出钢窗蜡地西区公寓搬到工人新村,在街道厂里车零件,从60年代到90年代一路相伴不少红粉,终究各奔东西。

26章之前,李李和阿宝已在90年代上海的流水宴里做了朋友,又在她独居房间的黑夜里做了情人。这天阿宝不断电约李李晚饭,李李以忙婉拒,半夜却主动来电,说有情况与阿宝商量。冰冷冬夜两人去云南路吃热气羊肉,李李先讲自己介绍“北方秦小姐”给个新加坡人的事:此男一心来寻30年代味道上海女人,生意人秦小姐费尽心思装文艺腔知识分子迎合,装过头被识穿。再讲一段她也告诉过新加坡男的“上海传奇一号”:一个乡下小保姆瞒着女主人章小姐,去见来与章小姐相亲的荷兰男子,数月后小保姆成功与荷兰人结婚,摇身变阔太,因衣着相貌粗糙被章小姐嫌弃的“荷兰黄毛”原来是拥有大产业、捉鱼船队、私人直升机的大款。

夜谈来到关节点。李李说这个新加坡男人,从此关于上海小姐,是吓了,一字不提,“每礼拜,只跟我见面,开始盯我,缠我,怪吧,讲起来还是斯文相,比大陆男人考究多了,见面必送礼物,我落座,后面扶椅子,起身,相帮穿大衣,难得我吃一支香烟,打火机马上一开。”第一次送花篮,第二次开始送首饰,“第三次之后附带念紧箍咒,也就是,跟我结婚,要结婚,想结婚,就是想结婚,念得我头昏脑涨,只要我答应,两个人立即去登记,随后飞到新加坡过美好生活……真要结婚,我不少事情要解决,饭店事体,一大堆遗留问题,难以了结……新加坡男人讲,全部让律师解决,一切好商量……我开始犹豫,心动了……但心里,还是不着落,所以郑重其事,问一问阿宝,新加坡男人,是真心喜欢我,还是一场梦。"

阿宝问李李,手拉了几次,开过几次房间,李李低鬟说,拉过几次手,其他根本不动。阿宝一吓,杯子一推,立起来说,这不对了,胆子真不小,最要紧的大项目一办不办,就准备登记了,这要闯穷祸了。男人盯女人,盯了大半年,一不做两不抱,这个女人在男人眼睛里就越来越好看,好看到极致,因为得不到,悬念大,想象力足,半年过去,新加坡人眼睛里,李李已是极品了,期望值虚高,等到洞房花烛,百样女人百样腔调,李李就算花样再多心思再密,比不过想象力。万一新郎倌第二天起来,面孔一板不称心,哪能办?

“李李说,我以往这些男朋友,多数毛手毛脚,比较烦,新加坡男人,一动不动,太平安定。阿宝说,是呀,太平绅士,结婚之后,照样一动不动,银行门口铜狮子,让人拍照,做摆设,可能吧。李李不响。阿宝说,一对宝货,一辈子笑眯眯,互相看,是正常男女吧。”

我看到这里也“一吓”:小说已暗示这新加坡男“性无能”。

几年前写过一篇专栏谈论《红玫瑰和白玫瑰》里的南洋元素,张爱玲为啥派给红玫瑰王娇蕊一个“新加坡华侨”身份?写她眼睛像伶人似地吊起来,身体的轮廓一条条一寸寸都是活的,洗澡后换了睡衣出来,纱笼布上印的花黑压压不知是龙蛇还是草木,牵丝攀藤,乌金里面绽出橘绿;写她近乎放肆地勾引房客振保。短文中有一句:烟鹂的苍白很中国,但有没有人问过,娇蕊的艳红,为什么被赋予新加坡——南洋背景?

读过学者南治国的文章,20世纪早中期的中国作家笔下,马来亚——南洋是一幅“化外之邦”图像。从刘呐鸥、艾芜、巴人到洪灵菲、司马文森、张资平等,作品中的南洋对应着封建礼教禁锢的中国而存在,是犯案者避难的良港,革命者流亡的安全之所,畸情私奔者的花园,花园里绽放着各种妖丽不端的欲望之花。当然,考虑到中国作家的优势文化心态,“热带风情的欲望之地”图像,也反映出他们“凝视”南洋时的“好奇”眼光。

天亮时朦胧想起,丁玲写于1927年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里也有个新加坡人凌吉士。和只在李李阿宝对话里过场的新加坡男不同,这“南洋青年”是主角之一:当现实令莎菲百般失望,丰仪俊美的新加坡华侨凌吉士出现了,莎菲对他产生了狂热情欲,甚至发现这富家少爷灵魂的无聊丑恶后,仍不能抑制对他的渴望。

大半个世纪过去,《繁花》里迥然不同的新加坡男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进出金宇澄笔下的角色个个有来历,这人物应该非凭空捏造。果然很快得到作者证实,李李和此男故事确有“原型”。

作家叙事里的欲望花园何以变了模样?《繁花》里的“新加坡人”只是写实的“这一个”,还是另有象征意义?不知怎么,我想起了郭宝崑先生的《郑和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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