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文
（马来西亚旅台作家／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定程度的本土论是必要的，那是为了建立让自身能存在的差异。可悲的是，“有了国籍”好像提供区域文学一个自然的保障，但其实它的内在是被蛀空了的，那是个骗局。
国籍”成了分割的墙，也成了有国籍的华文文学的囚笼。有没有可能重建1970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那种建立在共同历史、地域的连带感？
几年前，新华文学馆之建立，曾引起我辈马华文学研究者微微的恐慌。为保存文学资料，文学馆的成立当然有其必要，但如果1965年之前的文学积累都划归“新华文学”，那方修版的，始于1920的马华新文学史，就凭空少掉45年了。那是关键的45年，由大批学养良好、阅历丰富的南来文人辛苦建立的小文学传统。那45年，其中有八年属于“马来亚”。1957年之前在新加坡生产的马华文学如果被切除，对马华文学史而言，难免是尴尬的“没了‘头’”；以1957年为起算点的马华文学史，也年轻得苍白（虽然已有多部选集这么做），50后的马华文学即难以避免的被迫挣扎于单一语言民族国家造就的盆栽困境。
先贤的自我禁令：素朴的本土论
因为民族国家的建立，促成新加坡文学诞生，但看来新加坡的状况还惨过马来西亚。众所周知，新加坡自建国后，以英语为尊的教育政策，很快的就让华文教育陷入全面的危机，而直接动摇了华文写作的根基。最近《联合早报》策划的针对文学菁英的访谈“本地学者、作家展望 新华文学下一个50年”（2016.1.26），提到的新人名字也没多少个；被访的对象中，即有多位属“外籍兵团”，来自马来西亚（王润华、游俊豪），或中国（张松建）。
和马来西亚对华人移民的高门槛不同，新加坡的尺度宽得多，也因此很可能，掌握语文优势的中国新移民会是新华文学最强势的新血，他／她们的中文表达能力也一定普遍优于在地的、残缺的华文环境栽培起来的一代。前述访谈中，“新移民文学”被多位受访者提及，可见专家们对这问题颇有共识。学术研究借用外籍兵团几乎已是新加坡的长期政策，看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是受过完整、专业的学术训练。但“异军突起的移民文学”其实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我在研究南来文人与马华文学建构的过程中，偶然领悟，为了建构一种有明显的南洋在地色彩的华文文学，40年代后，先贤们（从周容到方天）给自己颁布了一个奇怪的禁令：封禁自己的过去，而以“此时此地的现实”为书写对象。原因再简单不过，避免陷于“侨民文学”或“怀乡文学”，因为那样的文学很可能会被归类为“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而不利于“在地文学主体”的形成。换言之，（包含了新加坡文学的）马华文学在形成之初，先贤就赋予它一种根本的限定，预先排除了某些选项，期待南洋客体能让它更快的铸造出殊异于中国文学的特性。也就是说，（包含了新加坡的）马华文学并不是那么自由的，它一开始就限定了可写与不可写的领地，那是一种素朴的本土论，方言土语当然包含在那设想之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量资源有限，应该集中发展能彰显自身特色的工作；同时，那给予（包含了新加坡的）马华文学一个存在的理由——回应集体的当代。
区域文学的建构应有更积极理由
放在当下新加坡的情境，姑不论新移民情不情愿接受这种先辈的限定——以常理揆之，可能性不大，那样的写作太苦了；况且，“反映现实”还可能触犯政治禁忌——伍木说，现今的趋势是，“（与在地历史情境有关的）大主题不存在……把创作焦点置放在私密性的追求上的散文”（在“本地学者、作家展望”中的发言），这易走的路，直接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无比尖锐的——此时此地的新加坡，为什么还需要自己的华文文学——当华文阅读人口已大量流失，当英语成为这多民族城市国家的共通语，当华语已然像第二外语那样挣扎求生，甚至难以获得方言在语感上的救济。如果写作只剩下个人的意义，如果文学的功能纯粹只是阅读乐趣的意义，中台港的文学、英语文学、翻译文学——作为商品的世界文学——不可能难以满足需求；在那世界文学的商品橱窗里，什么都有。分析到最后，也许那“文学的理由”还是情感上的，从上一代（经历华侨中学——南大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黄金时代者）继承下来的，残存的华人—华语—华文这一中国国民革命中建构起来的民族情感。即便继起的写作者没有这一份记忆，没有意识到它，但在新加坡用华文写作这一社会行为，就难以避免的带有这一层象征意义。在这一点上，在消极意义上，新华文学存在的理由和马华文学并无不同。
20多年前，新加坡归侨的女儿、著名中国小说家王安忆南游后，写下她对新马华语处境深刻的观察报告《漂泊的语言》。她看到，对大多数新加坡华人而言，“汉语和他们的现实生存已没有什么关系，它至多只为人们的情感发生联系……人们说什么样的语言于他们的生存位置都没有影响。”（王安忆著《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但这也是新加坡消弭民族情感差异以建构新加坡国族、快速脱亚入欧的重要条件。如果是那样，那这20多年来，只怕是更糟而不是更好。时至今日，作为殖民遗产的英语，几乎像世界语那样，代表了现代世界的某种“普遍性”，很难回头了。汉语的母国的那些共和国子民，多少也是看着这一优势而移民新加坡的吧。
然而，区域文学的建构，其实应该要有更积极的理由。先辈的议程是政治优先的，紧接着是文化，似乎也只能那样。如果政治现实让原始议程不再有意义，那这支华文文学新的议程是什么呢?只剩下情感的意义，就只是满足“新加坡也有华文文学”这样的感觉，尽管它的内容不再对历史（或处境）做有力的回应？
在高度都市化之后，文学走向私人、走向内心，或更趋近纯粹的趣味。其他华文地区也走过了那样的阶段，但它们的文学体积大得多，大得可以分工，不同的写作人各行其是，有的人走容易走的路，却还是有人会继续深化“让这支文学有存在的理由”的议程，不知道新加坡还有没有。当然，你也可说这是个本土议程。小文学最困难的是，写作需要文学自身的理由，也需要文学之外的理由。
既有共同历史应设法共创未来
一定程度的本土论是必要的，那是为了建立让自身能存在的差异。可悲的是，“有了国籍”好像提供区域文学一个自然的保障（某种“民族国家文学”本身作为一种差异），但其实它的内在是被蛀空了的，那是个骗局。建国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国家机器各自用不同的民族国家政策来凌迟它，在国境之内放逐它，让它失去活力，变成盆栽，甚至奄奄待毙。“国籍”成了分割的墙，也成了有国籍的华文文学的囚笼。有没有可能重建1970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那种建立在共同历史、地域的连带感？迄今，研究60年代新马华文文学现代主义时，我们都不会把新马切开来分别对待。
具体上，就是建立共同发表的平台（副刊，杂志），为相对欠缺资源的马华作家提供资源（譬如南洋理工大学的驻校作家“本地作家”可兼用马华作家），共同编纂选集，建立论述。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这两个新兴民族国家成立后出生、长大的这几代人，肯不肯拆除那道国籍之墙，携手合作，还是认为国籍比什么都重要。犹如新加坡长期借用来自马来西亚的各领域人才，各取所需。在文学生产领域，合作应该更容易些，《新加坡华文文学50年》就已是那样的合作成果（去年8月造访马华文学馆时，看到许通元在细心编纂相关资料）。我们既然有共同的历史，共享同一个区域文学传统（虽然那文学传统非常弱小），也应设法共创未来。当然，大马的花踪文学奖，也应向新加坡写作人开放，良性的竞争方可能有进步。
写于2016年3月2日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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