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松／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你没看到小伙们的眼神吗
与儿子去看《蝙蝠侠大战超人》，走进剧院我还在疑惑，既然是对决，总归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那谁变成坏人了呢？电影开始，每个人物出场，儿子都会小声地跟我解释一下来龙去脉，而我对前传后传都不甚了了，看电影前缺乏必要的知识培训，看到后来才明白其实是好基友三英战吕布。回到家，打开电脑，正好看到憨豆转型，出演一点都不喜剧的《麦格雷的陷阱》。
我的思维与习惯恐怕已经不太能适应太低龄的电影，而西姆农的侦探小说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他是唯一把侦探小说带进真文学殿堂的作家。据说西姆农16岁发表了第一部作品，中学还没毕业，就成了欧洲读者最推崇的作家，一生写了400多部作品，难怪钱钟书从干校一回到北京，想看的第一本书就是西姆农的探案集。
关于西姆农最经典的传说是，有一天，他和朋友在大街上散步。忽然，西姆农吹着口哨惊叹道，“上帝啊，她一定很美！”朋友奇怪地问，“谁啊，前面那几个小伙子？”西姆农说，“不，她在我们身后。”朋友说，“你后脑勺也长了眼睛？”西姆农说，“你没看到迎面走来的小伙们的眼神吗？”
这曾被我的中学老师当作“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写作范例。写人是如此，写城市也一样。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都市：富有、包容、自由，政令方正，既有活力，又有危险的威尼斯，激发起英国读者的兴趣，成为莎士比亚时代的幻想之都；而威尼斯高脚杯又成了威尼斯绝好的象征：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却又触手可及。
安东尼奥满载货物开往伦敦的船队，一定载有威尼斯的高脚杯。根据大英博物馆文艺复兴藏品部主任分析，“15世纪中期，威尼斯的玻璃工匠研制出一种效果极佳的新工艺：晶体玻璃。”高脚杯“耀眼的钴蓝色染料可能来自德国－捷克交界的埃尔茨山脉，染制白色的氧化锡中的锡料多半由英国的康沃尔或布列塔尼进口，至于杯口镶边、细节点缀和纹章图形中大量使用的金子，很可能产自非洲。”（语见《莎士比亚的动荡时代》，尼尔·麦克格雷格著，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
如果说威尼斯的绮念，都可以在这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维泽里尼高脚杯中坐实；那么，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则是以一把青团扇子、一扇窗、一座楼、一面镜子来呈现。临水倚窗，登楼凭栏，对镜无语，独步荒园……这些艺术母题形式也许比内容本身表达着更恒久普遍的意蕴。“俯览山川的隽秀，仰瞻几千年文华的绚烂，才自知生为中国人应该是一件多么光荣值得自豪的事……整个民族欲求精神上的慰安与自信，只有回顾一下几千年的以往，才能迈步向伟大的未来。”这是北大教授吴晓东在他的新书中引述诗人孙毓棠1937年说过的一段话，孙毓棠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多少显得有点异类，但他在谈到为什么要创作叙事史诗《宝马》时说，“在今日萎靡的中国，一般人都需要静心回想一下我们古代祖先宏勋伟业”。（语见《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吴晓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有些事情的答案其实早就显而易见，而我们却还在费劲猜测与思索。就像我那天问儿子，给你猜三次，谁演麦格雷探长，英国最有名的演员。儿子说，是憨豆吗。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猜到了。儿子说，第一点，英国最有名的演员不多啊。嗯，主要是第二点，刚才我从你背后走过，看到就是憨豆。
●获得美好的生活
“人只有失去对未来所有的好奇心，才到了写自传的年纪。”
英国作家伊夫林·沃自传《一知半解》开头就是这句话，奥登也拿来作为书评的开头。在《序跋集》（W.H.奥登著，黄星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1月）的《依我们所见》一文里，他说，“沃先生的传奇色彩言过其实，他就像是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穿着乡绅流行的花呢衣裳，脾气暴躁，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势利眼，虽说是基督徒，却明显没有基督徒所有的宽厚仁慈。”然而，沃先生在自传中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变得慷慨大方、正义凛然而又谦逊待人。”
然而，不管是小说家还是历史学家，让奥登以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民族或个人饮食习惯的关注都太少了。譬如，他关心的土豆和意大利面都不是欧洲的原产物，可它们是怎么变成主食的呢？为什么北方民族喜欢吃土豆，意大利人喜欢吃意大利面？有意思的是奥登还在谈到适应国外的饮食并非总是易事时，引用了林语堂打趣的一句话，“爱国主义只不过是热爱童年时所吃食物而已”。他说，“我们觉得某些菜肴美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童年时我们曾享用过它们，这也是事实。”这话在我的一位朋友身上充分验证，他就从不在饭店里吃他母亲没有做过的菜。
脾气暴躁，或者性格温和，大牌的电影导演，或者大师级的作曲家，可以拒绝女王的邀请，但无法抗拒时间的降临。保罗·索伦蒂诺的《青春》，与其说是关于亲情、友情、爱情、婚姻、艺术、衰老、欲望、恐惧的哲学，还不如说，就是两位老者在阿尔卑斯山下的疗养院里，无法阻挡死亡的逼近，在享受着人生的最后一抹春光中的遐思。
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影片讲述的是逝去的时光以及我们剩下的时光。但我总觉得，这部向费里尼的《八部半》致敬的电影，其实是说，年轻气盛时无所畏惧的尝试与体验，才会使我们年老色衰时不会感到人生的苍白。
“就个人来说，我们当然不必整天焦虑，反正生命是短暂的，即使你和斯宾诺莎一样，认为哲学是沉思生活，而不是沉思死亡，对于有始便有终的生命现实，你也必须要有个态度：如何过好这一辈子？与他人，与所爱之人，与自己有限的生命。”按照《最美的哲学史》（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著，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8月）的说法，沿着斯宾诺莎的指引，我们就会抵达“永恒的快乐”，因为他的哲学理想不仅是建构哲学理论，也不仅是认识真理，而是获得美好的生活。
●床头桌上
堆满了好长时间没有碰过的书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是伪书吗，葛兆光谈“中国的”文化，“十三五”为什么要提供应侧改革，清朝的皇帝与军机处，工业4.0与弯道超车，卞之琳为何埋怨沈从文以及当沈从文遇见林徽因，《牛津历史著作史》的评析……手头边已经积累了一堆报纸了，都是当时把想看的先存下来放着等有空再看。报纸越积越多，多是自己不大熟知却有兴趣的领域，人总是对自己未知的疆域抱有探索的好奇，当然，有时候好奇害死猫，但更多的时候，是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说的，“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正因为险远，才激发王安石“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感慨，并发出“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的追悔。
真要走太远，也确实走不动。王安石担心火把撑不到返程，我总是担心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知识太空中，就像《地心引力》里脱钩而去的男主角，怕是迷途而难返了。这本《斯通纳》（约翰·威廉斯著，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床头桌上堆满了好长时间没有碰过的书。他伸手抚弄了会儿这些书。”“他又感觉到手指内部的那股力量来，任由手指从凌乱的桌面上拉过一本书。这是他要找的自己的那本书，他的手捧住时，他对着由于时光久远而褪色和磨损的熟悉的红色封面笑了。”
这是一部小说，曾经被退稿多次的小说。虽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过，坚持了50年，最后重回大众视野，被大家接受。凡事坚持，后果可观。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从2000年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开始，不觉已经出了120本，我买了不少，读的太少。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伯林的《个人印象》《伯林谈话录》，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还有手头这本《根本恶》（理查德·J.伯恩斯坦著，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9月），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一直到阿伦特，这几位在根本恶这个问题上最具洞见的思想家，是如何看待根本恶的。当然，不是说，读完这本书，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哲学就在于使你获得继续深入思考的力量。
哲学不仅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恶，更让我们展望“何为良好生活”（《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陈嘉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4月）。哲学家不能使你发财，但可以激发你思考人生，他也不能马上改变社会的不公，但可以给你批判的武器。所以，还是多读书吧。读书，至少可以使我们自身获得充实。我今年得到一本最喜欢的书，大约就是这本《读》了，由《读库》编选，玛格南图片社供图，收集了百余幅照片，每个人都拿在手里的那个东西，叫做书。张立宪以此作为《读库》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他说，阅读之光再微弱，也足以烛照人类踯躅前行的历史，温暖我们内心的永恒寂寞。
●萨冈说：
没有写作，我只能拙劣地生活
《功夫熊猫3》出来了，总归要去看看。剧情很简单，为什么票房这么高？我们从小的记忆与认知里，熊猫是又懒又笨的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竹子开花了，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那时候，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让鸭子当熊猫的养父，给他做馒头吃呢。周星驰的《美人鱼》被指都是《功夫》等旧片里的老梗，可票房还超过了功夫熊猫。
也不能一说，就把原因都归结为从小接受的中规中矩的基础教育，我们想象的匮乏，也部分来自知识的匮乏。我常常听到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不肯读书，花费大量时间打游戏看视频玩手机，而对文字的阅读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文字的阅读，对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有多大的影响，也不知道，看图像与视频长大的一代会与我们有什么差别。但我至少是不会同意有的出版集团老总所说：现有的出版应该去适应读者的图文阅读的需求，从而也能使自己占有更大的市场。
是不是以后我们都要通过BBC来了解《傲慢与偏见》，甚至《安娜卡列尼娜》。BBC当然也是经典，可问题是，那俄罗斯还需要托尔斯泰吗，还会有托尔斯泰吗。萨冈说过，没有写作，我只能拙劣地生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阅读，我们只能拙劣地生活。
1957年，可口可乐和弗朗索瓦兹·萨冈，成为当时社会的两种时代病。30年后，《你好，忧愁》在中国翻译出版，这种时代病在东方巴黎再次发作。萨冈的敢言，使之成为杜拉斯之后，打动当时年轻读者的第二位法国女作家。譬如，她说，我不认为我可以没有他（萨特）而在这个星球再继续独活30年。她比他小30岁，在他死后24年，她死于肺栓塞。我在大学里读过一本《你好，忧愁》之后，再也没有读过她的其他作品，所以，这次买了多年前出版的《冷水中的一点阳光》（萨冈著，黄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也算是对自己年轻时代的一点回想吧。
而通过读书，让我重回逝去的时代，是读李陀的《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书里收入了作者10年前与吴亮在“小众菜园”上激烈论战的九个帖子，20年前写的文化研究名文《开心果女郎》，30年前的《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等五篇文学批评文章。李陀说，自己写过的文字，像一块块黑色的花岗岩，严严实实地堆砌在一起，结实，牢固，坚硬。感情在它们面前，就像海涛冲击礁石，浪花可以飞溅得很高，但是被水清洗后的石头，嶙峋依旧，只能更加结实和坚硬。
也许，只有结实坚硬的文字，才能使我们的生活经得住汹涌海涛的冲击。
哲学家不能使你发财，但可以激发你思考人生，他也不能马上改变社会的不公，但可以给你批判的武器。所以，还是多读书吧。读书，至少可以使我们自身获得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