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合
论到个人建树，杨绛在写作上，甚至是钱钟书的贤内助而又过之不及，因此引发，“如果没有杨绛，会有钱钟书吗？”的设问。
世间有多少对男女，就有多少种爱情。其中一种，是建立在高层次的文学和哲学基础上。例子很多，小文特别突出两位已逝女性名家来谈。她们是贤内助，更是“贤自助”。
本来要写的，是逝世不久的百岁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她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夫人，两人的恩爱，一直为文学界所称道。
但论到个人建树，杨绛在写作上，甚至是钱钟书的贤内助而又过之不及，因此引发，“如果没有杨绛，会有钱钟书吗？”的设问，而且就牵连到：没有新女性教母西蒙狄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会有法国存在主义大宗师沙特（Jean-Paul Sartre）吗？后者是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曾经访问和新加坡渊源极深、目前在马来西亚享有大名的作家、诗人、政治活动家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当时他满脸胡须的形象，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他的文学成就很大，是“50 年代作家行列”（ASAS ‘50）的重要成员，早期长篇小说多写战前和战后的新加坡。
由于他的前妻莎丽哈（Saleha）也是出生新加坡的名作家，因此问他：“夫妻都是作家，真是美好的结合！”但他的回答竟然是：“家中有一个作家已经够了，两个是灾难。”
但显然，也有“不是灾难”的例子。钱钟书和杨绛不是；沙特和西蒙狄波娃不是。而且“不是”的例子，肯定不少。可是，“没有谁就没有谁”的设问，却是小文的核心内容。
“ 没有杨绛，会有钱钟书吗？”
钱杨的文学之爱，是起因于当年杨绛创作了一部非常轰动的话剧《称心如意》。钱钟书不甘示弱，也要写作一部小说去抗衡。
妻子为了成全丈夫的文学心愿，甘愿扛起繁重家务，富家千金，经常烟熏火燎下厨，弄到手脚受伤，做个清汤挂面的煮饭婆。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当时的上海，正是枪林炮雨、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生活非常艰苦，何况还是一对爱好文学的青年。
对此， 钱钟书也非常感恩。他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没有西蒙狄波娃，会有沙特吗？”
说将起来，“故事”更长。主要两人的身份，只是“终身伴侣”，不存在任何传统、世俗的婚姻契约关系。但说到文学和思想的高度，两人一直分庭抗礼，从来没有为对方低头妥协过。
把两人拉在一起的，正是：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影响人类世界极深且巨的存在主义哲学。沙特前后写了50多本书。西蒙狄波娃也写有多部长篇自传小说，还是女性主义经典《第二性》的作者，一生坚持为女性发难发声，是为教母。
可是，生前名声比西蒙狄波娃更响亮的沙特，却是“才多身子弱”，身患多种疾病，西蒙狄波娃生前最后一部厚书《告别式》，专写自己长期如何服侍沙特汤药的过程。成为“文学夫妻”的典范。
有20年时间，她一直为这位存在主义大师“存在”的健康危机“存在”担心和护卫，看来好像一生只为沙特“存在”。
教母写道：“避过一次次（健康）危机，此后，威胁一直存在。 沙特的健康状况，这点我一直没忽略过。” 1 9 8 0年4月，沙特病逝于巴黎。6年后，教母也撒手尘寰。死后葬礼，比起沙特更风光、更隆重。
最后，她终于争取到自己的存在──文学的存在、哲学的存在。国家为她设立永久性的西蒙狄波娃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