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闲语
古书画研究谜团多，往往只能各自摸象，是相非相，难见分解。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局事帖》，在北京嘉德拍卖，以人民币2.07亿（约新币4400万）成交。
这件书法迭经明清名家收藏，民国时由鉴藏家张珩卖给上海实业家张文魁，随他移民巴西，1996年于纽约佳士得拍卖50万美元，买主为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2009年于北京拍卖人民币1.08亿元，为上海郑姓藏家所得，这回北京嘉德拍卖，买主是华谊兄弟传媒董事长王中军。
珍贵文献，论斤计两，是喜是悲，亦难评断，毕竟文化与市场的共生关系，自古而然，不足为异；且市价高昂，能让世人重视呵护文物，也算功德一件。
曾巩（1019年-1083年）是北宋文学家，但并不以书法著称，遗墨极少，为他编写《年谱》的南宋大儒朱熹，也说自己活了50年才见过一件他的手迹。
《局事帖》被认为是曾巩唯一传世墨迹，但因为没有其他曾巩书法可供比较，也引起不少质疑。
首先，人们发现这封信札是写在一页古书《三国志》的背面，书纸版芯书口处有刻工“王宗”款识，王宗是南宋初年杭州刻工，北宋的曾巩怎会写在南宋刻本书背页上？
其实这并没问题，因为唐宋时代造纸困难，官方规定公文纸要重复再用，多余的旧纸可售卖给民间，用反面空白处印书，版本学称为“公牍纸印书”，故北宋曾巩的信，在南宋被拿来印书是可能的。
但以目前所见，被用来印书的旧纸都是普通文人官吏写的文件，曾巩为北宋名家，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对他更是推崇，还说他的墨迹十分罕见，却竟会被人随便拿去印书，就很奇怪。
其次是信的内容、写作时间及收信人身份。
《局事帖》是写给一位“无党乡贤”的一封回信，行文语气十分恭谨，书写端正，一丝不苟。
鉴定家尹光华根据收信人的职衔“运勾奉议”，指出“奉议”这一官名，曾因避宋太宗名讳，一度改称“奉直郎”，直至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才恢复这一官名，而这年十月曾巩结束12年外放生涯回京，故这封信应写于他回京前，曾巩62岁，在河北沧州当知州（地方首长）。
收藏家朱绍良则认为收信人“无党乡贤”是徐无党，但徐无党是浙江永康人，曾巩为江西人，籍贯不同，不符“乡贤”之称。他解释说熙宁四年（1071年）曾巩担任越州通判，辖地包括浙江永康，故以地谊而称徐为“乡贤”，并据此认为此信写于此时。
如此解释“乡贤”，显得牵强。而且徐无党比曾巩小5岁，两人都是欧阳修的学生，算是同门，徐所任“运勾奉议”一职为正八品的小官，曾巩担任的知州级别为正六品，通判为从六品，无论官职年纪名气，曾均高于徐，却以如此恭谨语气写信给徐，也不合常理。
两相比较，尹氏的元丰三年九月说，显然较合理；而收信人是徐无党之说则较难成立。
问题最大的是此信的书写格式，及签名处的印章。
据我所见的诸多宋人信札，均有一定格式，称为书仪，信件起首处都有“某启”或“某某顿首”的署名抬头，有些甚至信的前后还重复用两次“顿首再拜”；只有便笺才比较不讲究书仪，像《局事帖》这样严肃的信件，没有起头署名的例子还真是未见。
再查曾巩著作《南丰文钞》卷一收录他的许多书信，信前全部有署名如“巩顿首再拜”、“巩顿首”、“巩启”等格式，毫无例外。
《局事帖》没有抬头署名，开头文字又紧靠信纸边缘，令人怀疑有可能前面的署名文字已经被人裁掉，以免这些文字可能会泄露此信作者其实并非曾巩。
此信署名只有一个“巩”字，只靠一枚“曾巩再拜”的印章证明此人就是曾巩。但印章内容和题款“巩再拜”三字重复，显得“画蛇添足”；而目前所见宋人印章均为简单的名章，亦未见有像这枚印章这样的内容。这种“某某再拜”类的印章属“投刺”章，是明代以后才流行。
《局事帖》在宋元二朝均无记录，到明代才出现，明代古书画造假猖獗，此信前面可能被裁去一部分，信尾又加上一个奇怪的印章，是否为明人搞的花样，实需深入研究。
古书画研究谜团多，往往只能各自摸象，是相非相，难见分解。但无论如何，自明代以来，此帖一向被认为是曾巩唯一传世墨迹孤本，还是值得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