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文
（马来西亚旅台作家／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
基于某种历史的吊诡，旅台人“在台湾写作马华文学（或婆罗洲文学）”，恰恰和昔年的南来文人采取了相反的策略，这也使得他们在两个故乡都不在场，处于双乡历史的外部……
因而，是不是可以说，对应于地方特色和南洋色彩的，其实是另一组关键词：外在性和不在场。
文艺虽重想象，然而作家总难以离开现实的生活专去冥想些生平不尝赏鉴过的东西，而作着不忠实的描写。所以地方色彩的问题，便为我们当所注意。
——（陈）链青《文艺与地方色彩》（1929）
文学要有地方色彩，譬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有椰林、草屋、牛车等等，回现在我们脑海中。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
——许杰《尾巴的尾巴》（1928)）
所以，根本问题，我以为只在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现。南洋若能产生出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的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
——郁达夫《几个问题》（1939）
读英殖民时代星马华文文学史料，或相关的文学史论著（不论是方修，还是杨松年的版本），均可以看到对地方色彩的强调。杨氏的专著如《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更完整地勾勒了那样的精神历史。那样的历史有个必然的终点，也即是马来亚民族国家的建立，这应该也是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董总出版，1987）“明智”地止于一九五六年的潜在原因之一。翻过那一年，是另一重山了。
虽然，方修因不愿意承认显然与现实主义同调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已然萌芽，而把1950年代的马华文学描绘为文学生产低迷的“反黄运动”。1950年代，那个民众高喊默迪卡，也是“紧急状态”雷厉风行的年代，“本地意识”却已然被升级为“爱国主义”，那是没有退路的一个跨步。
就马华文学而言，国籍带来诸多问题
建国以后，马来民族主义之墙构成了这一支文学的自然界限。如果那个国家正常一点，此后它应当得到体制性的援助（发表，出版，奖励，翻译，列为中学生指定读物等）；但可惜的是，就马华文学而言，国籍带来的诸多问题是之前从未想到过的，那不只是“一个大问题”。在文化上、教育上，“爱国”似乎只能是单向的，仿佛成了它自身的反讽。不论它承载着怎样的“意识”，在这块tanah melayu上，以华文写作，就必须面对马来民族国家施加的正当性危机，那些作品即便翻译成马来语也必然被承认（这一点，至今犹热心要把马华文学译成“国文”的铁杆本土论者庄华兴，应有最深的体会），这构成了建国以来马华文学困境那长满滕壶的大铁锚。
当语境彻底变迁，“地方特色”与“南洋色彩”成了报废的概念，就像历史陈迹那样被遗弃在文学史的另一头。它们形成于殖民地英属马来半岛，大批中国移民因中国战乱而南渡，个中的文化人把国内的文化战斗战场扩展到南方。左翼的，革命文学议程；为抗战动员群众而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和策略，文艺通俗化，采取方言土语；因地因时制宜，借用地方形式，针对在地议题，辅以本地风光，以期让在地的参与者感受到亲切，有一种鲜明的历史的在场感。所谓“地方特色”与“南洋色彩”，原本即是极为素朴的概念，没有多少思辨的内涵。
彼时的南洋因仍属殖民地，那些行动者普遍离乡去国未久，持的应是中华民国护照，思考问题时以中国（及中国文学）为根本的参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二战后至1950年代以新加坡为重心的马来半岛，“地方特色”与“南洋色彩”被南来文人概念化为一种本土意识的强制令——以“此时此地的现实”为写作对象以期创造“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详细的争论细节见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三、四、五章）——以期创生独立自主的马华文学，之所以朝这方向走，默迪卡大时势的影响是根本的。为建设一种能和过于巨大的中国（文学）区隔、分离的新的华文文学传统，它们以封禁自身流亡经验的方式，同时宣告以之为参照的“侨民文学”再无立足之地。
以民国台湾状况略做比较
民国台湾的状况略做比较是有趣的。
1949年（1945年）以后台湾的情况是另一回事。百万军民兼之庞大的政府体制，它直接替换掉原有的殖民政府体制，且取既有的主导文化而代之，“国语”取代了日语（一如马来亚之以马来语替代了英语），“复兴基地”的合法性论述让这浩大的流动好似在台湾岛上得以自然移植、延续到台北。流亡的“南来文人”不必像那些下南洋的同代人那样，为了建立一个无所凭依的新文学传统而给自身颁布某种禁令。反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接着写，不论是呼应政府的号召，大写其反共怀乡文学；还是延续大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探索，再度向西方取经，探索中文现代主义文学自身的可能性。
相应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本土阵营认为被流亡民国主导文化压抑掉的，自日据时代就存在着的（不论是以汉语还是日语写作）、立基台湾乡土的“抵抗文学”传统，就是马来半岛的南来文人想要建立的那种新文学传统。
马来亚建国前夕两部马华小说里程碑
二战后南下的文人，在默迪卡的语境里写作，冻结自身为流亡中国人的前半生经验，而着力去书写马来半岛“此时此地的现实”，企图同时满足在地性和时代性这两大需求。马来亚建国前夕的两部马华小说里程碑，一是韩素音以英文撰写的长篇…And the Rain My Drink（1956），凝视“紧急状态”下剿共氛围里被视为马共准共犯的郊区华人的艰难处境，及马共吸引华裔青年的社会成因。再则是方天，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计划性地建立于在地田野考察上完成的短篇集子《烂泥河的呜咽》（1957）。敷写1950年代华人各行各业的生存处境，其核心为《一个大问题》。这两位并不拥有马来亚国籍的南来文人，为有国籍的“华马”文学奠立最早的基石，但这基石建国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革命文学的野草迅速占据了文坛的薄土，国籍硬化成盆栽。
但台湾本土论渴求的其实正是那个殊异于中华民国的国籍，那个盆栽。需要那道墙来让自身安居于中国（文学）的外部。从比较的观点来看，那样的国家想象可视为是一种马来亚化。一种建立在排除多元差异、某种自认为较为纯粹的本土文学，企图充分突显的正是这块土地的地方特色和历史经验。依那样的逻辑，流亡民国带来的一切，即便不是该摒弃，也该被边缘化。而在台马华文学，更属于那边缘之外部。
一种错位的归返
有趣的是，从商晚筠《痴女阿莲》、张贵兴《赛莲之歌》等以迄我本人的《梦与猪与黎明》等，乃至钟怡雯、陈大为的大部分散文及大为的部分诗作，着力敷写的都可笼统称之为“南洋色彩”，但那已不是蕉风椰雨之类的表层皮相了，而是更复杂的审美构造。
但那和当前台湾的政治－文学议程是格格不入的。随着本土化的深入，可以想见它将被进一步的边缘化。
从较广泛的历史脉络来看，大马文艺青年的北上旅台，和昔年中国文人避乱南下马来半岛，几乎可说是互换了方向。历史偶然的机遇，使得至少有两个世代的留台人误以为自己是“回到祖国”（那也是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文化中国宣传。从星座诗社到神州诗社诸子，横跨戒严时代。当然包括李永平），一种错位的归返。
基于某种历史的吊诡，旅台人“在台湾写作马华文学（或婆罗洲文学）”，恰恰和昔年的南来文人采取了相反的策略，这也使得他们在两个故乡都不在场，处于双乡历史的外部——故乡的人常指控他们早已缺席于自己国家的“此时此地”的现实，甚至为了生存而放弃了（大马）国籍（相较于南来文人如杨际光之入不了籍）。指控他们的写作甚至系统的扭曲了故乡的形象——因为他们离开太久了。而这已成新故乡的他乡，对他们的自居外部、坚持不在场的在场一样介意，而漠视之、忽视之。而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有着时差的隐喻关系。
因而，是不是可以说，对应于地方特色和南洋色彩的，其实是另一组关键词：外在性和不在场。
也许，这二者本身恰是文学自身的可能性条件。
文学的酿造需要时差与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