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报章评论1955年于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在殖民主义和一些主宰当时国际事务的政治集团的阴影笼罩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亚洲(23名)和非洲(6名)的魅力型领导人。他们在会议举行不久前才领导各自的国家取得独立。会议尝试寻求一个替代性世界秩序——国与国之间和睦共处——同时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与会国希望建立一种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团体,它们抗拒殖民主义和珍惜国家主权。经过了60年,我们现在生存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去殖民化的过程已经完成;冷战已经结束。苏联集团失败了,苏联甚至不复存在。正如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说,世界是扁平的。用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来说,历史终结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胜利了,世界因此只能朝全球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此外,一些人认为,因为1955年万隆会议而出现的经济项目(更准确的说是想法),并没有实现会议的梦想。会议后各国间的合作,不能把政治与经济理念化为可行的框架,不论是南南合作还是南北合作。这失败清楚地反映在会议后,亚洲和非洲长时间的贫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也提醒我们会议对大部分亚洲人和非洲人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更不用说提出什么替代性世界秩序。从这个角度看,亚非会议只是历史上的小插曲,现在也无关紧要。有什么理由,要主办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除了排场,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其实,正是因为1955年会议的许多梦想没有实现,我们才不能忘记。今天的世界和1955年时一样脆弱。除了贫穷,非洲今天还面对致命的疾病如爱之病和伊波拉。因为政府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都不能提供,非洲大陆还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疟疾和肺结核。1955年的亚非会议代表了对抗被剥削和支配的愿景。对参与的国家来说,也是在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以便在创造一个和睦共处的世界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当时,一些人对会议冷嘲热讽。这些刚独立的国家——人民目不识丁又陷于贫穷——有能力做些什么?苏卡诺的回应可以说是激励人心:“我们能做的很多!我们可以把理性的声音注入世界事务。我们可以动员亚洲和非洲所有支持和平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是的,我们可以做到。亚洲和非洲的人口有14亿,是世界人口的大半。我们可以动员我所称的国际道德力量来推动和平。我们可以向住在其他大陆的少数人展示,我们这些大多数人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会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来支持和平。”苏卡诺的演讲凸显了新兴国家的生气和自信,尽管它们处境艰难。采访会议的美国非裔记者理查·赖特(Richard Wright)后来在他的著作《颜色幕布》(The Colour Curtain)中写道:“受到鄙视、侮辱和剥夺的人——即那些劣势者,在万隆召开会议了,凸显了全球规模的阶级、种族和宗教意识。”应该重新唤起的,正是这种“劣势者”可以为和平尽一份力和缓解人类痛苦的意识、热诚和自信。当然,只是再次振兴这种精神是不足够的。在面对今天贫穷、战争、恐怖主义、种族和宗教冲突、彼此不容忍、歧视和经济剥削普遍存在的世界,“劣势者”是否能够展示道德力量,(还)是会议的挑战。作者是雅加达帕拿玛地拉研究所(Paramadina Graduate School)副主任。原载4月20日《雅加达邮报》。叶琦保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