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从“海外注我”到“我注海外”

文化视角谈到主体、外在、意义、经典和认知，一些中国人都听过“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由陆九渊所提出的著名宋代理学阐释学路径：“六经注我”强调认知和意义是个人行为，一种基于个人独创的主体性阐释学，六经都可用来阐述个人理解；“我注六经”则代表一种文本和意义还原的阐释路径，个体的认知和意义探索，皆在不断从外部和陌生，逐渐走进内部和熟稔。我想把这种分析路径运用到中国理解世界和研究外部世界的问题上，并把“经”扩大化一点，用来指称包括经典和文本在内的多种“知识的外部性”，尤其用来说明中国人对海外的认知和体验。这样一来，认识海外与海外互动就像研究“六经”一样，也是从无知、少知到熟知、真知，同时周期性循环和反复的认知进阶。从这个角度，我想模仿上述的方法，将中国理解世界分为两种境界，一种是“海外注我”，另一种是“我注海外”。坦白来说，作为一种整体性认知，时下中国由各种学科构成的海外知识和中国的海外性（国际性）表述，都有点“海外注我”的特征，在认知上基本继承了中国人在认知外部世界的整体性框架。例如在国际关系和历史学领域，许多研究国际秩序、权力、国际政治的学者，都仍然偏好从天下、霸业、霸权、国祚、王道、世系、认同、归附等视角，去重新再阐释他们眼里的现代国家关系和全球秩序，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等历史性认知遗产，来解释现代国家的现状和未来，一直是严肃学术和通俗新闻叙述都喜欢的程式。这种习惯和认知惯性可以带来很多便捷的认知效果，因为中国连续书写的史乘，丰富的历史积习和记忆，庞杂而多元的物质体系和现实语境，中国人在和外国人讨论学术问题和国际沟通时，经常会说：你这个东西中国也有，我们把这个叫什么什么，你这个根本就是和我们相通的。甚至在现实的政治互动和社会生活里，中国也时常依照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想像，创造各种类似“炎黄故里”“水浒城”“清明上河图”之类的历史肉身还魂；更常见的是中国人通过他们的国际想像，创造各种他们凭借想像支离建构起来的国际性。例如在盖楼时常模仿的左岸风格、英伦风、哥特城堡、国会大厦、东方威尼斯、东方日内瓦、中国时代广场等等。从整体效果来看，六经注我式的海外研究也很有意义，它可以产生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具体意义的中国观、中国模式、中国方法。但是这种“中国”作为一种方法的研究程式，没有系统对海外的基础研究，尤其是摆脱西方认知框架的研究，是很难名副其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学人首先应该从“我注六经”，学习一种“我注海外”的认知模式。这种方法的起点不是西方文献，中介语不仅是英语和法语等西方语言，而应该是培育通晓多种对象国的本土语言和方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同时通过对本地语言的熟稔，直接提炼一种本土的认知观，再在此基础上和所谓的西方对话。例如在研究缅甸时，常规的做法是通过选择几本有影响力的缅甸文献和西方文献入手，再通过整合缅甸几个重要城市的研究资料，特别是通过媒体呈现的资料，然后生产一批类似于《缅甸问题白皮书》式的文本。中国人习惯于根据政治热门词汇来把研究对象问题化，想因此形成对中国对外交往的策略应对。这些大量生产的策略应对文章，经常扁平思考、过度推论、简单化阐释、牵强附会，形成极坏的文风和研究习惯。相反，真正睁眼看世界，或看缅甸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多重视角的研究汇聚：首先是对中国人认知缅甸的问题提出疑问，也就是“问题的问题”；其次，通过不同语言、方言、生活经验、政治和社会事件所提供的问题表述；再者，从更广阔的地理半径、社会互动、文化融合的视角，去生成一个现实的缅甸——换句话说，如果把缅甸研究整体看成一条河流，不仅要研究缅甸之河的既有流向和航道，还要研究那些汇聚成缅甸之河的各种溪流。中国目前的海外研究主要问题在于：在中国学者研究海外尚未真正建立有效的文献体量、跨界方法和现实应用策略的同时，中国已经在加速走向世界，或者说世界走向中国。中国的许多国际战略互动框架和假设，需要更为透彻的看世界的方式，这样才能在理解世界的应然和实然之后顺势而动。中国人的海外研究如果要转向“我注海外”式，除了前文所说的语言转换、问题意识重估、认知架构调整之外，还要寻找到新的对象和研究主体。例如在海外的许多文化互动中，真正的主体是类似中电投、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类国企，他们是对象国理解中国的中介。中国的海外研究要从传统“西方式”框架中跳脱出来，不仅研究国家、认同、战略协同、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经济一体化、马六甲海峡之谶、信息社会、政治极权，还要对一些新兴出现的群体，进行更为有效的研究，尤其是这些通过巨量投资走出去的中国人、中国符号和中国资本。作为在前沿进行互动的中资企业，也应该有将海外研究、海外互动效果评估和纠错，融合进资本投资的基本机制；现实情况下，中国资本在海外低下的文化学习能力及社会合规能力，在进行大体量经济互动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对外形象造成诸多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的著名新诗派文人黄遵宪曾经说过一个著名的改变文风的话：“我手写我口”。但是在中国与海外对话的时候，我手写我口却有时不能产生作用，而是应该他手、他话、写我口。在心未动、口不能言、思考不逮的知识格局之下，中国的海外互动之身已走远，我想这大略概括了中国研究海外的整体尴尬。作者是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