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教育

欧进福博士曾任我国外交部政务部长，也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他以个人的经历、观察和感受，思念小学的校长、老师的教诲、他们的音容，并通过一些如“铅笔刨”“珠算盘”的点滴儿时小事，和大家分享共同的回忆。希望大家能借鉴华校的校史，肯定并发扬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欧进福博士建国总理李光耀与世长辞后，我重新拜读他的著作，有许多回忆和反思。重点是新加坡在李资政去世后，如何确保“人亡政不息”。我决心写下个人经历、感受和观察，与国人分享共同的回忆。我从我的小学教育入手，因为这关系到资政一直以来关心的双语政策。道南三迁今年4月20日我拜访了道南学校校长陈京文博士，目的是了解道南目前的状况和将來的发展。校长送我一本2014年道南校刊，里头有篇文章《走一趟108年道南历史之旅》，介绍了道南百多年的发展史。1906年，由百名福建商人兴办的道南学堂，最初租用桥北路的陈金钟住宅作为教学之用，校名源于“吾道南矣”的儒家典故。1912年，道南搬到亚美尼亚街39号的新校舍。校舍的土地是黄仲涵捐献，建校基金由陈嘉庚筹募而得，道南成为新加坡第一所以华语教学的学校。1914年学校又增添英文课。1942年2月15日，日军南侵，新加坡被占领，改名为昭南岛。道南校舍被炸，学校被迫停课，校舍沦为日军总部。1945年，日军投降，在福建会馆鼎力相助下，道南重建校舍、重新开学，再负起百年树人的大业。1982年，因城市重建，道南搬迁到马林弯。亚美尼亚街的原校舍被保留下来。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后来翻修为土生华人博物馆。目前道南校址是在勿洛南，2013年底启用。这是道南第三次搬迁。原来在马林弯的校舍目前正在进行翻修。工程完成后，学校将搬回原址。在道南笫二次搬迁到马林弯后，在当年的陈毓灵校长领导下，学校迅速发展扩建，学生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目前的2000多人。1990年被教育部选入特別辅助计划，成为我国首批十所特选小学之一。1996年，学校也开办了高才教育课程。陈博士在校刊献词中提到道南在双语文、双文化教学所取得的成果。2013年道南首次有两名学生获颁总理书籍奖，并和中正总校合作培训更多双文化人才。道南也和华侨中学开展了数学人才培训计划，道南两名学生获选参加世界奥林匹克数学大赛，并取得团体亚军和个人奖。访谈结束后，陈博士陪同我到停车场，途中遇到几个小朋友，他们都温文有礼，向校长鞠躬或问候，其中一个还亲切地以华语问道：“校长，您吃饱了没有？”在回家路上，我心潮起伏，感触、回忆良多，想到李资政对双语教育政策的关注和用心，也回忆起我在1981年正月初调任教育部时，和当时兼管教育部的吴庆瑞副总理对双语教育政策的讨论。当他委任我接手处理中学特别辅助计划（Special Assistance Plan，简称SAP）时，我曾提出为何SAP不从小学教育开始，而特选中学又为什么只限于九所学校？五个月后，我离开教育部。几年后，SAP计划总算扩展到小学教育；在1990年，选定了包括道南在内的10所小学为特选学校，后来又增加五所。而在2010年，南侨和南华也被选为特选中学。我很为我的母校道南学校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也为SAP计划保留华族文化传统的成果感到安慰。兴亚盛衰严谨来说，道南是我的第二所小学。1953年到1955年，我在道南念小四到小六。之前，我是在坐落于直落亚逸街127号的兴亚小学念书。入学兴亚是祖父的安排。当年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老家在厦门街63号，隔邻就是福建会馆属下的爱同学校，为何舍近求远？后来才明白，祖父欣赏兴亚小学施香沱校长。施香沱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他在1938年从中国南下新加坡谋生，曾为支援抗日斗争，在新加坡举办个人书画展，将所得款项全数赈济中国难民。1941年，施香沱在新加坡美术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兴亚复校，他受聘为兴亚小学校长，连任多年到1971年才退休。 记得施校长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他时常勉励学生要“勤劳读书，好好做人”。但他偶尔也会提醒我们是幸运的，不需要念日本人学校。施校长治校有方，非常注意校规、纪律，和学生的个人卫生。他规定学生穿白衣、白裤、白鞋，上衣的左上角绣“兴亚”两个红字。他也委任一队高班或超龄生为巡察员，维持学生的纪律。施校长也不准许学生向校舍外、街道旁的小贩购买食物饮料，监督的责任落在巡察员身上。但施校长却不忍心驱逐这些小贩。他虽然严刑峻法，却有宽容、关怀他人的一面。记得有一次，我带了祖父给我削铅笔的小刀到学校，被施校长偶然发现后，加以严厉警告。但他听了我的解释后，不但没有没收我的小刀，反而送我一个铅笔刨。上华文课时，老师通过有趣的故事和悉心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华文字和词语的意思和写法。学生也要学用毛笔写大小楷。但我们的英文课却是一塌糊涂，小三后，一般学生只记得26个英文字母和一些简单的英文单字如boy, girl, school, teacher, walk, eat等。英文老师教得不认真，学生也觉得那是“红毛字”，不需要用心学习。当时，教华文和英文课的老师时常更换，大部分老师的姓名都不记得了。唯一的例外是黄斌老师，她给我印象深刻：教课循循善诱，学生犯错时也温和劝导，而且她的音貌和我母亲相似。每当我思念母亲时，也一定联想到黄老师。小三那年，母亲因病去世。同年学期末，我家从厦门街搬迁到位于奥云路的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简称SIT）的组屋。我告别了施校长，告别了兴亚小学，也告别了幸福的童年。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选择，转校到道南学校当插班生，继续小学教育。记得当时面试我的，是一位男老师。他看了我在兴亚小学的成绩单后，就问我为什么成绩在小三的下半年一落千丈？我简单地回答：“我的母亲死了。”他又问我为什么选择道南，我的答案是：“我小一没有报读爱同。”他接受了我的转校申请，并安排我在小四“戊”班插班。从那时候开始，我认识了中国年历的天干地支，并发奋图强，勤劳向学，逐学期“升级”到“甲”班。我后来才知道那位男老师就是叶天勇老师，也是道南的训育主任。洪长树老师教我们华文和珠算。有一天，洪老师让我下课后单独带算盘去见他。他指着算盘上雕刻的五个中文字“万德成公司”，好奇地问我那些中文字的由来。我告诉他我的算盘是祖父的，祖父曾经在万德成打工，算盘是公司的赠品。洪老师听后默然不语，至今我仍不知洪老师是否和万德成公司有什么关系。只是后来他对我特别关注，时常勉励我好好向学、好好做人，并鼓励我学好英文。我的英文水平可能因此而稍微提高一些，能记得一些句子，如：“Good morning, teacher”“We are friends”“How are you?”，但这些都是靠死背得来的。至于文法、拼音，就“木宰羊”“没法度”（闽南语），管他去吧！后来洪长树升任为道南校长，当时我已经毕业了。进入公教中学后，曾想要探访他，但都不得要领。从此，我不曾遇过洪老师，是为平生的遗憾。兴亚和道南的不同我的启蒙学校是兴亚和道南，但这两所小学的命运截然不同。开办于1918年的兴亚小学，由爪哇商务公司所创办，因为市区重建，居民搬入组屋区，学生人数逐年減少。1968年，王邦文部长提议兴亚与邻近的启蒙小学合并，两校董事会几次磋商达成协议，在1971年正式合并为兴亚—启蒙学校，并于1973年，在政府的辅助下搬到大巴窑新镇的新校舍。1974年开办了英文源流班级，那年学生人数增加到1196名，并逐年增加到1978年的1808名，并于1979年增建了“光前楼”。但此后学生人数又逐年减少，到了1993年，兴亚—启蒙最终“寿终正寝”。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道南和兴亚这两所学校的不同命运，正反映了华文教育已从鼎盛期逐年地走下坡。1950年，新加坡的华校共有349所，学生人数6万7856人，占当年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57.9，是华校的巅峰期。后来华校生人数逐年下降，到了1959年，华校生占的百分比已下跌到49.5。到1976年，华校生百分比又跌到17。1979年，国会辩论《吴庆瑞教育报告书》，时任劳工部长王邦文当时指出：“对于一些曾经和华校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来说，传统华校在我国的消失，就像一粒苦丸难以下肚，他们会有一种若有所失和十分遗憾的感觉。他们甚至会担心，华人的语文和文化是不是最终也将会随着传统华文学校的消失而消失……”之后，华校的前途果如王部长所担心的，逐步消失。在1984年报读华校的小一新生只有23名！1984年政府宣布，由1987年起，新加坡所有学校，除了特选学校外，皆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第二语文教学。传统华校走入了历史。我的两所小学，各自走过截然不同的历史，但这两所学校灌输给我的价值观和塑造我个人的性格方面，却有其一贯性和连续性。这两所学校的使命都是传递华族文化的遗产。兴亚和道南灌输予我的，都是传统的华族价值观和信念，如忠孝、勤勉、节俭、自立、诚信、尊师、合群。我对兴亚和道南，都心怀感激，永生不忘。不过，大概因为我在两所小学时的年纪不同，时代和环境的变迁，我能领略到两所学校在风格和思维上的不同。我在校期间，直觉上兴亚是比较倾向国民党的中国。当时，学生在校园里必须向孙中山的相片行礼，毕业证书注明学生在中国的祖籍某省某县，也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教学是“国语”（华语）和闽南话并重。我记得儿童节是在4月4日。相对来说，当时的道南比较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校园内可看到新中国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虽然毕业证书和兴亚一样，记载了学生的祖籍，但改用公元制。记得儿童节是在6月1日庆祝。教学不用方言，纯粹是华语，老师甚至在课堂内外，向学生讲述新中国的革命故事和五四运动及介绍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我开始知道鲁迅、巴金、茅盾和冰心这些作家的名字，也记得他们的一些作品。印象较深刻的，似乎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和朱自清的《背影》。但我的兴趣、我的牵挂，还是《三国演义》的故事，那是老祖父用闽南话讲给我听的童年故事，怎么能忘记？不论是倾向中华民国或新中国的华校教师，他们的本意都是在灌输学生自身的华族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培养学生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精神，激起爱国心，恢复自信心和激发民族自尊。在新加坡1959年自治之前，他们的爱国心和效忠的对象是中国，绝不是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我在这两所学校已能感受到老师们的反日情绪，对日本军在昭南岛时期暴行的憎恨，以及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自私无能、贪婪腐败、白种人优越感的愤慨。从老师口中，得知当时的兴亚和道南都有几位老师回中国参与革命运动，加入新中国的建国大计。两所学校也给我其他方面不同的感受。在兴亚，以来自贫寒家庭的学生居多，他们通常得在课余当小贩助手、杂工或苦力，赚取微薄的工钱来补助家用。常有学生旷课，甚至因为无法交学费而辍学。因为学生大多住在附近的厦门街和直落亚逸街，同学之间主要以闽南话交谈。大家感情深厚、互相扶持、人情味浓郁。当我转校到道南时，同学之间大多以华语交谈，闽南话已不能“一枝独秀”了。同学中，有不少是来自密驼路和俗称三马路（奎因街）一带的海南和广东人家庭，华语自然地成了我们的共同语，符合了道南学校的教学方针。我当时虽然感到贫穷继续困扰着大部分的学生，但同时也能感受到另外一股浮躁不安、改变现况的迫切感。在我小六那年，第一次知道人民行动党的存在和李光耀的名字。这些信息，是从一名在路边卖冰淇淋的小贩听来的：“人民行动党是要为穷人出头的！”1954年至1955年间，老师和同学们先后热烈谈论513事件和福利巴士工潮。我上中学时，逐渐了解几位老师对林有福政府的批评和不满，也才知道当年道南一位胡书珍老师是1959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四名女候选人之一。我的政治启蒙，大概也是从小六开始。历史为鉴我在写这篇文章前，除了重新拜读李资政的著作，也翻阅了潘星华主编的《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和几本校刊，并重访母校兴亚和道南的旧校址。在我们举国哀悼痛失国父李资政后，以及准备迎接立国50年庆典之际，我们必须珍惜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不可能改写，历史也不必要问如果。国內外的环境，现在比过去几十年好了很多，双语的政策必须坚持下去。我写这篇文章，献给所有的国人。以个人的经历、观察和感受，思念我小学的校长、老师的教诲、他们的音容，并通过一些如“铅笔刨” “珠算盘”的点滴儿时小事，和大家分享共同的回忆。希望大家能借鉴华校的校史，肯定并发扬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反思建国大业道路上的成败和吸取的教训，大家应同心协力，共同应付未来的挑战，使新加坡不但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能不断开创新局面， 使新加坡明天会更好！我在1981年正月初调任教育部时，和当时兼管教育部的吴庆瑞副总理对双语教育政策的讨论。当他委任我接手处理中学特别辅助计划时，我曾提出为何SAP不从小学教育开始，而特选中学又为什么只限于九所学校？我的两所小学，各自走过截然不同的历史，但这两所学校灌输给我的价值观和塑造我个人的性格方面，却有其一贯性和连续性。这两所学校的使命都是传递华族文化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