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近日又一起中国地方聚众抗议广受公众关注。
这次事件发生在甘肃省的永昌县，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是源于2015年12月28日一名初中女生的坠亡。该女生在超市购物时，被收银员怀疑偷窃，接着便被指责及搜身。她在母亲到达现场后离开，随即坠亡。在接下来的两天，这家超市周边聚集了大量民众，要求超市给出说法，同时伴有冲击行为。金昌市市长在现场劝解民众时头部受伤。
尽管，这些细节是否完全符合事实还在争议中，各种相差千里的说法也层出不穷，但一起个体事件导致了地方群体抗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晰的。
事实上，他们的抗议，已超出简单地聚集在超市门外讨说法，打砸武警车辆的行动就表明了一些政治性发泄。
一起个体事件带来政治性的群体抗议，在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但就是这类事件，十年来，却已在贵州的瓮安和湖北的利川等地方发生了。偶然的只是一个导火索，事态的进展莫不是以明显的地方官民冲突为高潮和结尾。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初中女生的坠亡，能动员起成百上千的民众聚集起来抗议？地方政府和武警等机关，又为什么会演变为抗议的对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将这些问题归结于贫富差距等中国的现实问题，似乎已是习惯性思维。严重的贫富差距导致不公的社会情绪，这种不满最终成为了群体抗议的动员资源，即使是同这些事件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满腹牢骚的人们也会不顾一切地参与到抗议中。这才出现了像“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这样的词。
回到这次永昌事件，从目前报道的信息来看，坠亡的初中女生家庭贫困，纵然她偷拿了超市的商品，也属于当下社会不公平所带来的个体遭遇，可以动员起民众广泛的认同和同情。他们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刻聚集，以集体行动来表达对不公的响应。如果没有平时不公不平的感受或经历，又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参加到抗议中？但这样一个习以为常的归因逻辑，又是很难经得住推敲的。明显的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存在的，即使就是其它的社会问题，中国也不是特例，然而不是所有的这些国家或地区，都会像中国一样经常出现政治性抗议或动乱。
当然，也不能粗糙地说它是官民矛盾的结果。道理很简单，这里的问题本身就在于，一起社会性的事件为何就走向了政治化的官民冲突。事实上，从这些年的这类事件中可以看到，抗议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清晰的对象，商铺和来往的车辆或人群同样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平时积累的官民矛盾会助推事件的政治化，但这种助推不是必然的。
在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抗议或社会运动都是一种利益表达渠道。它们在常态政治制度外，充当着缓解压力和冲突的功能，也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安全阀”。因此，在一些西方国家，这些行动已被选择性地吸纳和制度化，即国家承认和合法化一类集体行动，如工人罢工、女权主义运动及环境主义抗争等，但同时又将那些冲击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行动边缘化。结果是，这些策略成功引导了这些行动的走向。
研究中国的学者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也通过一些做法，选择性地把社会运动从高度政治化成功地转变为局限于地方、以经济利益为诉求。但完成这种历史性转变的，正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维稳制度。为了维系稳定和经济增长，这套制度将一切集体行动都视为不稳定的因素，而缺乏一套明晰的标准。政治高压下，社会空间受到压缩。即使那些目标是表达公民权利或利益的行动，同样遭到镇压，结果之一是造成了社会和国家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任何集体行动都演变成值得同情的；结果之二是人们没有机会在这些行动中，训练和掌握公民谈判技术，在政府“花钱买稳定”的催生下，民粹主义大肆滋长。这使得一起简单的个体事件，都可能像亚马逊雨林的那只蝴蝶一样，带来超出预料的地方动乱事件。
作者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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