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东:少女坠亡与当下中国的群体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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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焦

近日又一起中国地方聚众抗议广受公众关注。

这次事件发生在甘肃省的永昌县,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是源于2015年12月28日一名初中女生的坠亡。该女生在超市购物时,被收银员怀疑偷窃,接着便被指责及搜身。她在母亲到达现场后离开,随即坠亡。在接下来的两天,这家超市周边聚集了大量民众,要求超市给出说法,同时伴有冲击行为。金昌市市长在现场劝解民众时头部受伤。

尽管,这些细节是否完全符合事实还在争议中,各种相差千里的说法也层出不穷,但一起个体事件导致了地方群体抗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晰的。

事实上,他们的抗议,已超出简单地聚集在超市门外讨说法,打砸武警车辆的行动就表明了一些政治性发泄。

一起个体事件带来政治性的群体抗议,在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但就是这类事件,十年来,却已在贵州的瓮安和湖北的利川等地方发生了。偶然的只是一个导火索,事态的进展莫不是以明显的地方官民冲突为高潮和结尾。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初中女生的坠亡,能动员起成百上千的民众聚集起来抗议?地方政府和武警等机关,又为什么会演变为抗议的对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将这些问题归结于贫富差距等中国的现实问题,似乎已是习惯性思维。严重的贫富差距导致不公的社会情绪,这种不满最终成为了群体抗议的动员资源,即使是同这些事件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满腹牢骚的人们也会不顾一切地参与到抗议中。这才出现了像“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这样的词。

回到这次永昌事件,从目前报道的信息来看,坠亡的初中女生家庭贫困,纵然她偷拿了超市的商品,也属于当下社会不公平所带来的个体遭遇,可以动员起民众广泛的认同和同情。他们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刻聚集,以集体行动来表达对不公的响应。如果没有平时不公不平的感受或经历,又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参加到抗议中?但这样一个习以为常的归因逻辑,又是很难经得住推敲的。明显的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存在的,即使就是其它的社会问题,中国也不是特例,然而不是所有的这些国家或地区,都会像中国一样经常出现政治性抗议或动乱。

当然,也不能粗糙地说它是官民矛盾的结果。道理很简单,这里的问题本身就在于,一起社会性的事件为何就走向了政治化的官民冲突。事实上,从这些年的这类事件中可以看到,抗议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清晰的对象,商铺和来往的车辆或人群同样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平时积累的官民矛盾会助推事件的政治化,但这种助推不是必然的。

在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抗议或社会运动都是一种利益表达渠道。它们在常态政治制度外,充当着缓解压力和冲突的功能,也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安全阀”。因此,在一些西方国家,这些行动已被选择性地吸纳和制度化,即国家承认和合法化一类集体行动,如工人罢工、女权主义运动及环境主义抗争等,但同时又将那些冲击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行动边缘化。结果是,这些策略成功引导了这些行动的走向。

研究中国的学者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也通过一些做法,选择性地把社会运动从高度政治化成功地转变为局限于地方、以经济利益为诉求。但完成这种历史性转变的,正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维稳制度。为了维系稳定和经济增长,这套制度将一切集体行动都视为不稳定的因素,而缺乏一套明晰的标准。政治高压下,社会空间受到压缩。即使那些目标是表达公民权利或利益的行动,同样遭到镇压,结果之一是造成了社会和国家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任何集体行动都演变成值得同情的;结果之二是人们没有机会在这些行动中,训练和掌握公民谈判技术,在政府“花钱买稳定”的催生下,民粹主义大肆滋长。这使得一起简单的个体事件,都可能像亚马逊雨林的那只蝴蝶一样,带来超出预料的地方动乱事件。

作者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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