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丹森:亵渎泰戈尔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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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已经在大陆市场被下架召回。出版方浙江文艺出版社是在译本受到读者、学者、甚至《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后,做出这个决定。冯唐自然为自己辩护。而中国著名性学家李银河表示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文翻译”。一家中国媒体表示,“好戏还在后头”。

冯唐认为自己的翻译比郑振铎等人的译本更有“诗意”,历史和文学史最终自有判断。也许,历史也可以研究,为什么以冯唐和郭敬明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垃圾文学,会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出现。

郭敬明对准市场的同名流行小说和电影《小时代》,是不是正反映了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是不是新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象征?或许,这些是因为媒体、出版社和艺术表现受到限制,个人寻求自我表达方式的尝试?不过,希望历史学家在探讨这些课题时,不必太关注冯唐翻译的《飞鸟集》。

泰戈尔作品的中文翻译,在中国由来已久,也不乏争议。最先翻译泰戈尔作品之一的陈独秀,对泰戈尔对西方观念、思想及民族主义的立场,便抱批判态度。仰慕泰戈尔的郭沫若,在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4年访问中国时,也对他加以批评。鲁迅也对泰戈尔在中国受到欢迎表示惊愕。

他们对泰戈尔的批评,凸显了在为久经羞辱的中国(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把德国租借地转让给日本的《凡尔赛和约》)寻求未来时,19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担忧。

1920年代对泰戈尔的批评与关注,是中国与更大的亚洲历史的重要部分,反映了同欧洲殖民主义与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的对抗。它们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并同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传统息息相关。

关于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的学术讨论,冯唐大概没有兴趣。至于《飞鸟集》的历史,他表示原版就是英文。泰戈尔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他大概一无所知。很明显的,他对印度人(还有中国人)对泰戈尔和其作品的尊敬,没有任何敏感度。他显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充分了解自己要翻译的作品。

如果冯唐有做一些基本研究,就会发现《飞鸟集》同泰戈尔以孟加拉语书写,于1899年出版的诗集Kanika是有关联的。英国著名学者和泰戈尔作品译者威廉·雷迪斯(William Radice)认为,Kanika是泰戈尔“杰出、充满智慧及意义深远”的短诗集。泰戈尔于1916年开始把一些短诗翻译成英文,这似乎是受到他同年访问日本的影响。他把翻译结集并命名为《飞鸟集》,同时注明是由作者从孟加拉语翻译成英文。不过,雷迪斯却认为其中一些翻译“糟透了”。

不懂孟加拉语的冯唐,大概不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他明白,他和李银河可能会说《飞鸟集》的翻译,比泰戈尔的翻译还出色。

如果冯唐和出版社真的有诚意重新向中国读者推介泰戈尔的诗歌,他们可能不应该以“翻译”来形容作品。翻译至少必须尝试传达原作的精神。泰戈尔自身、西班牙翻译家阿麦尔(Zenobia Camprubí Aymar)和郑振铎的做法皆是如此。他们的翻译不只是译作,也是一种值得研究和欣赏的特殊文学形式。

在中国,许多译者、作家、读者和网民都对冯唐翻译的《飞鸟集》感到不满和愤怒。在出版社向他提出翻译《飞鸟集》,并开出很高的稿费(以每个字计算)时,冯唐应该阅读曾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中国著名作家、诗人谢冰心的作品,来了解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影响。冰心在1954年说,当我创作《繁星》和《春水》时, “我只是在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下,把一些零星和不完整的想法结合起来”。

也许,冯唐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翻译《飞鸟集》时,冯唐觉得郑振铎的译本很有问题,其中之一是没有押韵。他以自身典型的粗俗方式表示:“我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他显然没有冰心那么洞察入微。冰心写道:“泰戈尔把自己的诗歌从孟加拉语翻译成英文时,并没有同样的押韵或者段落,而是以散文诗的方式保留原意。”此外,《飞鸟集》里的作品不全是诗歌,也有一些格言。

冯唐认为押韵对诗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有了押韵,诗人就可以征服世界。”他对泰戈尔的和平精神、生活时代和所写的诗歌与格言,明显地缺乏了解。

冯唐认为,郑振铎把“Men are cruel,but Man is kind”译成“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是错误的。因为“没有凶暴的人民,就不存在凶暴的独夫们”。这显示了他的思维过程的粗糙。然后,想了很久,他决定把“Man”译成“每个人”。他的版本是:“庸众是残酷的,每个人是善良的”。如果他深入研究泰戈尔,就会发现对这名印度诗人来说,“man”和“Man”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泰戈尔的“Man” 指的往往是人类。就像他在《文明的危机》中所说:“我绝不犯对人类失去信心的可悲错误。”事实上,对泰戈尔来说,这也是一个慢慢形成的复杂精神概念(spiritual notion),但肯定不是“每个人”或个人。

冯唐的译本没有什么历史意义,也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什么经典。不论是从文学翻译或诗歌诠释来看,它都不是翻译。它的“魅力”在于不必要地使用性挑逗,像“解开裤裆”和“舌吻”这样的句子可以引起许多联想,对泰戈尔和以前的译者都是一种亵渎;而目的是让冯唐在互联网时代作品的垃圾世界里更加出名。

冯唐的译本不只反映了他的妄自尊大,也可能是故意对一名著名诗人和文学传统的嘲笑。用冯唐的粗俗语言来说,他的译本就像一只便秘的狗在放屁。

作者是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叶琦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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