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大学校园里的自杀现象，尤其是在强大竞争压力下攻读高级学位的学生中，未免司空见惯。但是1月中旬印度海得拉巴大学一名博士生维穆拉（Rohith Vemula）的自杀，却引起1月28日《纽约时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专题社论《印度校园里的自杀》，说明此事非同寻常。
死者维穆拉属于印度的最低种姓Dalit，也即“贱民”。他参加了校园的低种姓学生组织，积极“维权”，被人民党属下的高种姓学生组织上告到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人力资源部长伊兰尼（Smriti Zubin Irani）直接干预下，维穆拉等数名“寻衅滋事”的低种姓学生被停止学籍。通过艰苦奋斗好不容易成为博士生的维穆拉，对个人前途绝望，愤而自杀。
维穆拉自杀案因此不仅反映了印度社会依然十分尖锐的种姓矛盾冲突，还披露了莫迪人民党政府推行印度教至上主义，直接参与压迫低种姓群体。源自印度教教义的种姓制度，造成社会分裂和世袭不平等，大量低种姓人口今天仍然处于社会底层，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却认为印度教至善至美。
印度产生了许多世界一流科学家，电脑工程人才更是闻名全球，在美国高科技领域比比皆是，就连微软公司当今首席执行官也是印度移民。这不免造成印度教育发达的错觉。但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却不客气地指出：在低等种姓为主的印度贫穷人口中，教育极端落后，印度妇女的文盲率是三分之一，男性文盲率也接近20%。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中，居然半数以上算不出20÷5＝4！
在千多年来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之下，教育领域是处于社会逆境和弱势的印度低种姓群体仅有的社会上升通道之一，但也因此成为近年来族群矛盾和竞争的热点。博士生维穆拉自杀，不仅反映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竞争的惨烈，更披露政党政治的介入。
凑巧的是权威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今年第一期刚刊登一项遗传学研究，证明印度种姓制度源远流长，对印度今天的人口构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遗传学界之外，也引起社会学和历史学专家的很大反响。
这项研究基于对人类遗传基因单倍型（haplotype）分布的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印度大陆人口来自四个主要祖源，在早期曾经有过通婚交流。但是在种姓制度制约下，这四大族群尤其是高级种姓在历史时期停止混杂，从此相当严格地各自独立传宗接代。研究者还计算出：这四个遗传群体分道扬镳，大致发生在距今70代人之前。这就把严格的“种姓隔离”的起点，定于印度笈多王朝（大约从公元240年到550年）期间。
这一结论冲击若干传统历史观点，特别是佛教传统认为笈多王朝，尤其是第三代月护王二世（又称超日王；注意这里月护Chandragupta，与更早孔雀王朝开国君主兼佛教明君阿育王之祖虽然同名，却非一人）在位时，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高峰发展期。月护王二世正值中国高僧法显西游印度求法之际，法显因此留下了珍贵亲历记载《佛国记》。
不仅笈多时代的佛像代表了佛教雕刻的精品，唐僧玄奘后来留学多年的大乘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也建立于笈多王朝。王朝后期的觉护王（佛陀笈多）之名，也带有相当的佛教气息。然而最新的遗传学研究，却说明违背佛教“众生平等”原则、代表印度教原教旨的严格禁绝种姓间通婚的做法，也正是起源于笈多王朝。
历史疑难不计，这项科学研究清楚表明：同时混杂居住在印度次大陆上的各个种姓群体，在印度教教义限定下，居然可以“老死不相通婚”达70代人之久。打个粗浅比方，这相当于从南北朝开始，历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直到今天，中国的士、农、工、商四大职业及其家庭成员，世世代代严格不相通婚，成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独立社会群体。
如此顽固延续的历史传统，加上现代社会经济利益的竞争，再夹入政党政治和宗教信念，说明种姓制度这个深刻社会弊病，会是印度“大国梦”的长期障碍。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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