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那时候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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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严孟达

一个月前,从手机上看到梁志强的新作《我们的故事》的预告片时,便对这部标榜“新加坡首部方言电影,需要父母陪伴观看”的乡土怀旧片有所期待。对于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从国家草创的60和70年代走过来的本人来说,前晚在电影院看戏的心情却是轻松的,轻松的不仅是由于梁志强式的喜剧效果,而更多的是在于银幕上呈现的旧日甘榜生活,竟是新奇多于怀旧。不过是半世纪前的人与事,并不是太过“long long time ago”的那些“代志”已然变得陌生,陌生得似乎那些事都跟我们无关。

若不是去年新加坡热烈庆祝建国50周年,给国人上了许多历史课,建国一代的故事可能就要变成传说了。这部电影试图为历史见证,寓教育于娱乐中,搞笑而不至于胡闹。

“50年前”对新加坡人来说已经是“古早时”,景观、语言的变化,突出新加坡的新旧落差巨大。我怀疑今天的新一代听得懂电影中的方言,他们恐怕要惊讶于他们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嫲年轻时讲的,竟是那种听来有点古怪的方言,预告片说“需要父母陪同观看”说的倒是没错。

这部电影也的确是须要以方言来拍,才能拍出古早味,也正因为这样,它让我们听到那个年代,大家都在讲的福建话是那样的粗俗。当然我们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来看那时候,当时大多数人没读过几年书,目不识丁的比比皆是,一个时代的市井语言,环境使然。

影片把几个历史大事件,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1966年的国民登记、1968年的第一批阿兵哥入伍、1969年的种族暴动等等作为铺张剧情的主线;以私会党猖獗、失业普遍、华人重男不重女、一雨成灾作为时代背景。用故事讲历史,尽管看不到大时代的轰轰烈烈场面,却也能让我们尘封的记忆露出一些历史的痕迹。如那时候还是重男轻女的旧社会,贫穷华人家庭把女儿送走的悲剧不断重演,而且不少华人把女儿送马来人家庭抚养,以致后来经常有华族妇女寻找亲身父母的新闻见报。

那时候,人们口中的“关键词”并不多,“走地牛”是日常用语。那年头非法小贩多,街边摊贩几乎都是无牌照,“地牛”未到,他们已鸡飞狗走。那时候,“城管”(稽查员)叫做“地牛”,生动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况。片中“地牛扫街”的情景,必能引起当年曾经跑过地牛的年老一代的共鸣。

当英国老祖宗还在新加坡作威作福的年头,全岛私会党横行霸道,以前曾听同事描述小时候在“大坡”一带所目睹的福建帮派和潮州帮派为争地盘凶狠厮杀的血腥场面。私会党以暴力恐吓,向商家摊贩收“保护费”,搞得市井小民人心惶惶,“看头镭”(保护费)成了那时候人们熟悉的另一个词汇。英国人在长期的殖民统治期间没能搞好治安,他们制定的《内部安全法》和鞭刑,落到人民行动党手上却让各路恶人闻风丧胆。行动党上台没几年,便把私会党收拾得干干净净。影片似乎在此为下一集埋下伏笔。

人们今天怀念的甘榜精神,最可贵之处其实就在于那时候异族之间能够保持亲切的邻里关系。影片对此刻意经营,手法既夸张,也很符合事实。那年头,华人普遍能够以“巴刹马来话”跟异族沟通,而马来人、印度人能讲流利的福建话并不稀奇。

在看这部片子之前,我先看了另一部中港联手合拍的贺岁片《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片子上半部被郭富城所扮演的帅哥孙悟空,史上最性感的白骨精巩俐,以及电脑画面营造的新奇景象所吸引,下半部之后,电影沦为了电脑科技耍尽用绝的“动画片”,一部片只值回半出戏的票价。电脑科技原本可为电影的真实效果服务,但是当电影反过来为电脑科技服务时,看电影就像在玩电脑游戏,已是没啥意思了。

相比之下,《我们的故事》中展现的朴实手法反而更觉清新。影片通过小女孩的华语旁述,带出时代的变迁,难免有一些说教的语言;我也第一次看到电影银幕配上华、英和马来三语字幕,梁志强很有意识地忠于历史,很有诚意地想要告诉我们那时候那些事。

本文恰似影评又不似影评,因为本来就不是影评。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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