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蓝云舟
才刚过年没几天，一登录面簿最先看到的却是篇让人唏嘘的贴文。
前阵子苦陷抑郁的一名朋友如是写道：“许多人认为企图自杀是自私的举动，因为他们觉得轻生者不理会身边人的感受。我可以告诉你，当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步，他们确确实实相信，没了他们，他们所爱的人日子会更好过。这不是自私，是精神病。”
余下行文大意是呼吁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照，不要漠视精神病；接着，作者请亲友在读完该文后把文字复制到自己的账户发布，以示精神支持，一小时后就可撤下，并注明不得使用“转发”功能。
举手之劳，又能拉朋友一把，当然是照做为宜。但我并没有那么做。
当下还真是有那么一闪念：如果那名朋友正好处于绝望边缘，向社交圈子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无法得到正面回应，会不会就这样想不开？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岂不要让人内疚一辈子？毕竟新闻报道的这些惨剧里，意图轻生者在作出不明智举动前往往会发出这类“信号”，如果等到事后才悔不当初，犹恐晚矣。
但必须关注的是，每次都是到了事情发生后，我们才会问，为什么没早点发现问题，好防患未然？那大概是因为：要发现问题一点都不容易。
传统东方社会强调“报喜不报忧”，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总觉得应该往自己身上揽，不要麻烦别人。于是，我们被问起近况时，总很不加思索地说“很好啊”，即便被他人看出一些异状，也要以“没事”加以搪塞。
还有一些时候，人们或因自觉受委屈而选择自我封闭。基于个人经历和判断，我们有时预先假定，自己如何辩白对方都会加以反驳，所以选择无声抗议。常用的说法是，多说无益，清者自清，时间会证明一切。闻者何尝不是听得一头雾水。
不过，清者就算真的是清者，都不一定能够“自清”。保持缄默固然能暂避锋芒，但同时不利于自己的言论或内心的负面情绪可能发酵，稍有一念之差，都可能酿祸。
上个月底，一名14岁男生疑涉非礼案，到警局录完口供回家后，坠卧组屋底层。这起事件一方面让人关注警方处理未成年者的调查程序，但更让人觉得扼腕的是，男生选择以这种方式作为对事件的最后陈词。
曾几何时，无声抗辩成了想当然的皇牌？对于选择最终沉默者，我们不知道他们最后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起伏，所以无从、也应避免对他们的行为贴上任何价值标签。不过选择沉默，是对一切沟通机制和管道失去信心的风向标。
不说话，是因为相信行胜于言，行动能证明自己的初衷。可是，如果既不言语，又不作为，又怎能指望他人具备读心术？这么做不但无法做到为他人着想，反而增添他人的负担。
回到我朋友那篇贴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该贴文的原作者，但我认为在高压的生活环境里，我们更应通过言语或行动关心身边的人。我选择不顺应他的诉求转载贴文，是因为那几秒钟的关注，无法真正重塑他对人际沟通的信心。
作为朋友，我能给他的，是更多的勇气，希望这份勇气能换回他对人际沟通更大的信心和安全感。无论对谁，沟通是一门我们天天在摸索的学问，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多一点证伪的求知欲，少一点的分别心。
（作者是本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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