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点义见
许振义
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地理位置，而是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是否通畅。这是建立在地理位置之上但又远远超越简单的自然地理的。
前不久，应邀到新疆天山天池参加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昌吉回族自治州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天山峰会”。其中一个课题是如何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建设为国际性的“五大中心”，并让我在会上就“新加坡建立区域中心之经验和启示”作报告。
所谓“五大中心”，即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简单地说，“交通枢纽中心”目标，就是要打造面向中西亚的铁路、高铁、航空一体化立体交通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目标，就是要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物流产业项目，进一步整合和提升乌市各类口岸、综合保税区、铁路国际物流园、国际纺织品商贸中心等物流集散基地存量资源；“金融服务中心”目标，就是要建成产权交易、期货交易、债券交易，以及股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做好金融与重要产业、重点项目、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成为面向中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中国西部地区金融后台服务中心；“文化科技中心”目标，就是要通过媒体合作、发展文化旅游、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友好城市联盟、建立各种文化学术交流合作等产业，促进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从而实现民心相通、赢得彼此信任；“医疗服务中心”目标，就是要将乌市打造成面向中亚、欧洲的医疗服务中心。
乌市“五大中心”目标很宏伟，不是一朝一夕可达成的。从中国传统学说角度来分析，可以从天、地、人三方面来探究一二。
“天”者，天时也。天时不可违，故此，成也天时，败也天时。以新加坡为例，在工业革命和海洋经济到来之前的农耕社会和大陆经济时代，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岛完全没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不仅新加坡如此，即便上海浦东、深圳、香港这样的现代大城市，在农耕时期的作用和地位远远不如松江府和广州府。但是，到了海洋经济时代，这些海洋城市获得了发展的巨大潜能，而传统的内陆城市如徐州、合肥、西安、太原等由于缺乏入海口或大江大河的物流优势，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到了现代互联互通经济时代，海洋和水道当然还是很重要，但是，由于新科技的发展，为内陆城市提供了或可与海洋城市竞争的新机会。
“地”者，地利也。自然地理所能提供的优势不言而喻，但是，地利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优势。举个例子，我看许多中国地方经济官员在介绍本地优势时，经常喜欢说“我们这里六小时飞行圈内覆盖多少城市、多少人口；两小时覆盖多少，一小时又覆盖多少，其中就有甲、乙、丙、丁等国内外特大城市”云云，以此证明该地之无与伦比的地理中心地位以及潜在市场有多大。
我对此言往往不以为然。除了少数偏远地区，在任何大陆的任何一处城市几乎都可以用把圆规画出这类圈子。以此来说明本身的地理位置优势，其实毫无意义。实际上，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地理位置，而是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是否通畅。这是建立在地理位置之上但又远远超越简单的自然地理的。
乌市要打造国际性的“五个中心”，是以中亚为对象，即打造乌市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五个中心”。
以目前乌市的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硬件和政策环境来看，应该说虽具备潜力，但条件远远尚未成熟。要形成这些条件，口号是有作用的，因为它指明了目标；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有恒心、有毅力、有能力来坚持历时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大量资源的投入。这类目标和努力不是短时间内能见成效的。
“人”者，人和也，可以视为人才、人力、人心、政策等几个方面。英国为了与荷兰争霸，在新加坡开埠之初就设之为自由港，吸引了本区域许多武吉士人、土生华人、阿拉伯人前来经商。
英国海峡殖民地1826年成立之初以槟榔屿为首府，1832年以新加坡靠近爪哇、新加坡地位越来越重要为主要考虑，把首府迁往新加坡。这两个重要的政策为新加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国之后，新加坡坚持建立法治社会，建立亲商、和平稳定、信息开放通畅的环境，讲究契约精神，保持高效廉洁政府，以英文英语为行政与工作语言便于国际沟通，还有每隔几年就进行一次的经济结构检讨和重组，力图把这个岛国的发展尽可能领先于本区域其他城市至少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先发优势弥补体量上的先天缺陷。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东南亚的“五大中心”，很大程度上依赖政策的前瞻性和持续性以及就业人口的可塑性。在这方面，建议乌市改善国际形象、治安与安全、区域人口的流动便利、人口的普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方面。
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必须有中央政府长期不动摇的政策许可和支持，另一是必须竞争得过西安、成都等明显具有其他优势、更容易吸引人才的城市。
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市和新疆的多元民族特性是最大的特点，也可以是它进行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所在。
（作者是隆道研究院总裁，本文仅代表个人看法，chinyee_ko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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