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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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鱼忘筌

特朗普现象所展示的,正是越来越多美国民众觉得体制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甚至在伤害他们的利益,如自贸协定导致工作机会外流、开放外来人口压低工资、富人减税同时削减福利开支扩大贫富差距等等。当主流政客还忙着为日益缺乏正当性的现状辩护,就难怪选民会青睐特朗普这类公开轻蔑体制的候选人。

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3月1日的所谓“超级星期二”11州党内初选中,一举赢得七州提名,继续他2月连赢三州初选的强劲势头。“超级星期二”让他的选举人票达到203张,远超过第二名的对手克鲁兹(144张票)和鲁比奥(71张票)。尽管党内元老仍然试图阻止他迈向争取1237张选举人票,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目标,党内的一些主流政客却已经倒戈。原本有意问鼎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突然宣布支持特朗普,进一步助长了后者的声势。

相对于共和党精英鄙视特朗普,共和党基层却对他趋之若鹜。直到去年底,民调持续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男性、老人、低收入者、低教育程度群体;但是“超级星期二”的结果却完全改变了这个结构。除了有大学教育的选民,特朗普的支持度在几乎所有类别——性别、年龄、收入、地域、种族——都超过其对手。更厉害的是,他鼓动了共和党选民的积极性,多数州的投票率都比上一届出现双位数增长,而且新增的选票绝大部分投给了特朗普。

“超级星期二”的出口民调也发现,选民对体制怨气冲天,在九个州的民调中,介于84%至95%的共和党选民表示对联邦政府感到“不满”或“愤怒”;只有40%选民重视候选人的“经验”,50%选择“体制外”人选。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口无遮拦,诉诸民粹的风格,反而让他成为选民新宠。这股反体制的愤懑情绪,让被视为“华盛顿圈内人”(establishment figure)的传统政客成为过街老鼠。共和党领导层与精英,同基层民意显然严重分裂。

非但基层对党组织失去信心,美国民众也普遍对体制不满。根据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满意国会表现的民众仅14%,不满意的高达81%。相信主流媒体能“充分、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的民众,下降至40%的历史低点。对于制造了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却没有人负起刑责的华尔街,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有信心。连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庭,也只有53%表示信任,创下历史新低。简言之,美国人感到被体制和精英所背叛,是驱动特朗普选举节节胜利的能量。

国会、媒体、法庭、银行……这些都是构成民主体制的重要部件,如果人民开始质疑体制的合法性,野心家自然就能够利用它来煽动民粹主义,最终颠覆民主政治。特朗普现象所展示的,正是越来越多美国民众觉得体制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甚至在伤害他们的利益,如自贸协定导致工作机会外流、开放外来人口压低工资、富人减税同时削减福利开支扩大贫富差距等等。当主流政客还忙着为日益缺乏正当性的现状辩护,就难怪选民会青睐特朗普这类公开轻蔑体制的候选人。身为圈内人的希拉莉,同样也在民主党初选面对攻击华尔街权钱政治的桑德斯强有力的挑战。

另一个解释特朗普现象的理论,来自两名政治学者对于独裁主义的研究。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赫瑟林顿(Marc Hetherington)及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授魏勒(Jonathan Weiler)2009年合著的《独裁主义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发现,越来越多美国人存在独裁主义倾向,他们期望秩序并对新移民感到恐惧;由于体制已经无法让他们感到安全,就转而寻求政治强人的保护,支持他不择手段地对付外来者,并阻止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变化继续下去。

美国新闻网站VOX记者陶布(Amanda Taub)报道,这个理论很能说明特朗普现象,因为民调发现,他的支持者很多具有独裁主义倾向——75%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选民支持禁止穆斯林入境、三分之一的特朗普支持者支持禁止同性恋、20%认为林肯不应该解放黑奴。这些极端的立场,在特朗普肆无忌惮的竞选语言上得到充分的宣泄,也进一步鼓动了更激进的政治主张。特朗普支持用酷刑逼问恐怖分子嫌犯、杀害他们的家人,体现了独裁主义领导人的典型作风:直截了当、强悍有力、睚眦必报。

但是,美国民众的独裁主义倾向之所以扩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民主体制的失败。当民众觉得体制无法保护他们的生活和尊严,而只是在为少数的既得利益精英服务时,就必然会寻求替代出路。倒过来说,如果体制保持活力,不被精英所挟持,能够代表社会多元利益,就可以在出现政治危机时发挥缓冲作用,协助社会渡过险滩。VOX记者陶布在另一篇分析阿拉伯之春的报道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陶布指出,在众多经历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国家里,几乎全部都以失败告终,埃及几经折腾,最后还是由军人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回到强人政治的原点;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更陷入内战,沦为失败国家。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其中的原因,在于突尼斯的社会体制更有独立性和生命力,当政府倒台后,不同的民间团体发挥稳定的替代作用,避免群龙无首的社会失序。

突尼斯的最大工会、企业组织、律师公会及人权团体在政府解体后组成“全国对话四方机制”(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协助国家在短时间内创建多元民主和恢复稳定和平,并有效地应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力威胁。他们还因此荣获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陶布说,强大的政府所带来的稳定是表面且脆弱的,真正的政治稳定,来自健全独立的民间团体平日默默的耕耘。公民培养了自发组织的能力,才是国家应对政治危机的关键。这个教训,值得所有向往民主价值者深思。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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