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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肆虐的恐怖主义，到中东混乱的武装冲突，再到亚洲频现的军备竞赛，一系列的迹象表明：暴力、屠杀、强权、战争这些现代文明的“群魔”再度卷土重来，这使得现代文明的前景开始变得幽暗起来。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不无担忧地指出：最为血腥的20世纪曾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场“噩梦”，如今这场“噩梦”极有可能在21世纪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演。


与弗格森对现代文明的的悲观主义预言相比，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暴力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这一切都得益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理性力量对暴力的制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让人类逐渐远离暴力。


平克的观点显然受到了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深刻影响，但是在现实中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批评人士指出：文明或暴力远非使用统计学数据就可以量化，那些现代文明中隐藏的暴力和血腥，难以运用数据估算；另外，文明的产生也并不意味着暴力的消退，很大程度上，文明自身就内嵌着暴力的逻辑，例如标志着现代文明转向的法国大革命，居然会产生血腥暴力的雅各宾专政；甚至有些时候，文明也会为暴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例如纳粹德国及其实施的种族清洗，就是现代民主文明的“副产品”，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将之称为“民主的阴暗面”。


如果宏观的考察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推动人类社会由早期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动力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战争，其二是科技革命。前者引发政治变革，后者带来经济增长。然而文明的吊诡就在于：战争和科技革命不仅是推动文明演进的动力，同时也引发了文明的危机，甚至是文明的衰败。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战争论》中指出：毁灭对方的趋势乃是战争观念的基础，并不因为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改变。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论断，可以说从侧面否定了平克关于人性中存在“善良天使”的乐观表达。与克劳塞维茨观点一致，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永恒战争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战争具有一种永恒的本质属性。


福柯的“永恒战争论”恰恰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反命题，以福柯的观点来看，战争完全覆盖了人类历史。福柯的论断基于国际政治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操作，无论是社会中以国家暴力机器为代表的“硬权力”，还是统治民众的各项“软权力”，权力一直都在演绎着历史。现代历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较量的历史，“权力即战争，权力即历史”，因此福柯认为政治就是战争的延续。福柯的“永恒战争论”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颇受现实主义学派的青睐，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斗争”。


除了“权力斗争”的解释以外，关于现代文明危机的另外一种解释来自于文化方面。当今世界所遭遇的恐怖主义、武装冲突以及军备竞赛，很大程度上源于原教旨主义性质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复兴。种族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极端化，使得世界和平时刻处于临战的状态。这种现代战争的隐性化与福柯的“永恒战争论”如出一辙。


缺乏新的文明增长方式


战争固然构成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威胁，除此以外，现代世界还面临着文明增长乏力的严重危机。除了早期的战争和近代的科技革命以外，现代世界似乎还没有找到第三种文明的增长方式。如果说在文明早期，战争是实现文化融合、文明传播的快速途径，特别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战争，往往以“伐无道”作为出师之名，例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远征，将古希腊文明传播到小亚细亚、印度、两河流域等地区。而现代社会，“强权即公理”的法则已经不适应时代潮流，就连一向喜欢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也逐渐从中东地区撤出军事力量。然而在世界某些地区，暴力和战争的幽灵却开始复活，并且常常打着正义“卫道士”的旗帜。


战争作为推动早期文明增长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显得不合时宜，这是人类社会理性增长的结果。但在另外一些地区，战争和暴力的幽灵复活则说明，人类的理性也是有限的，理性还未能成为现代世界普遍遵循的法则。科技革命作为现代文明的另外一股推动力，同样呈现出二律背反的困境，科技革命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类知识和理性的增长。人类的理性和知识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经济增长、科技发达，但同时也使得暴力和战争蒙上了理性主义的阴霾。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既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组织成就。


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更恐怖的地方在于：由科技革命带来的人类知识和理性的增长，也使得野蛮和暴力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效的管理，野蛮和暴力开始呈现出组织化、制度化的表征。如今，人们翘首以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现代世界的贡献，远远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也难以化腐朽为神奇，将全球经济从持续低迷状态中拯救出来。如果回望历史，经济危机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并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勃兴，正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推动。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现代文明的前景岂不是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


如何破解现代文明的吊诡？人类社会能否找到现代文明新的增长方式？战争和科技革命作为世界早期和近代文明的增长方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呈现出乏力的状况。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战争和科技革命对于早期和近代文明的推动，主要着眼于文明的物质属性，而现代文明具有更多的文化特质。“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冲突，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文化冲突主体缺乏“文化自觉”：一种清晰地认知自身以及认知世界的能力。这既是一种自我内在的道德约束，也是一种外在的对普世价值的承认。因此不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在急速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此，现代文明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并且摆脱现代文明的吊诡，获得新的文明增长方式。


作者是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